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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 knee ）和“雙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s knees ），與其說是外交禮儀之爭，其實更像一場無聊的文字遊戲。
魯迅先生在討論翻譯問題時，曾以“跪下”是否要譯作“跪在膝之上”以及“天河”是否要譯作“牛奶路”為例，指出處理該等譯文需“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我個人的咀嚼結果是，在一個客體面前採取跪姿，不論禮儀的象徵性還是道德之內涵，僅以人體工程學觀之，最基本最直觀的功能，無非就是使主體在物理高度上顯得比客體要低。故不管“北跪南揖”，“單膝下跪”還是“雙膝下跪”，功能上都是要讓自己顯得比對方矮半截。
據《 事林廣記 》：“凡揖人時，則稍闊其足，其立則穩。揖時須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頭，威儀方美觀。揖時亦須直其膝，不得曲了，當低其頭，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內。揖時須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揖尊位，則手過膝下，喏畢，以手隨時起，叉手於胸前也。”可見“曲身直膝”也好，“曲一膝，曲雙膝”抑或“身膝俱曲”也罷，皆是以身體高度上的差異來體現等級、尊卑和權力的秩序，對於施禮者而言，共同的潛臺詞就是——I服（ 伏 ）了You！
I服了You！（2）
揖和跪最本質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豐富的互動性及其給主客雙方帶來的高度快感。被跪方的快感，來自於對下跪姿勢予以還原或是保持的決定權。以近來備受爭議的麥當勞“下跪”廣告為例，賣方的快感得自於以“365天的優惠”之承諾向那個“因錯失良機而心痛的下跪猥瑣男”下達“平身”命令之權力；下跪方則以運用這一體位而達到某種訴求為樂。“跪求”者，可求助、求命、求財（ 請求延長打折期 ）、求愛——阿Q在向吳媽提出“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的要求時，不也“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嗎？
當然，下跪也可以是一種以柔克剛的要挾——“你若不允，打死我也不站起來”。磕頭如搗蒜，雖說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大不了我出蒜泥，你出白肉，風險是夠大，但在“誰把誰吃掉”的意義上，終究還是值了。
第三次是廣告
反之，下跪者和被跪者之間的互動若一旦失去默契，下跪行為本身也就隨之而喪失了全部的快感和意義。
《 官場現形記 》裡的清軍艦長蕭長貴與英軍艦長會面之前，因獲悉“那位外國來的帶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因而認為“咱們都是按照做屬員的禮節去見他。依著規矩，他是軍門大人，咱是標下，就應該跪接才是”。熟悉洋務的六合縣知縣梅仁經反覆勸阻無效，遂出言恐嚇道：“就算你行你的禮，與我並不相干，但是外國人既不懂得中國禮信，又不會說中國話，你跪在那裡，他不喊‘起去’，你還是起來不起來？”這番以“失去互動性”為核心的恐嚇結果是：“蕭長貴一聽這個話，不禁拿手抹著脖子，為難起來。”
想當年，英國公使馬戛爾尼為“協議關稅、自由貿易”而來，為“單膝下跪”還是“雙膝下跪”而辯，最後鎩羽而歸；兩百年後，美國“公使”麥當勞以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受惠者身份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卻反過來虛擬了消費者向它下跪的一幕，廣大中國消費者心中，難怪會大有乾隆爺當年“朕心實為不愜”以及“此等無知外夷，不值加以優禮”之同感。不過，我深信麥當勞並無刻意矮化消費者之意之膽（ 事實上麥當勞連討好中國消費者都來不及，嬉皮笑臉的麥當勞大叔，看起來更是不介意隨時向顧客下跪 ），M記和李奧貝納只是因愚蠢而不經意地在獸道和人道、“夷夏”及南北之別、消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我國廣告法有關規定 ）、“膝下有黃金”還是“跪下（ 就 ）有黃金”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擺了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一道，進行了一場“過於誇張，生硬搞笑”（ 麥當勞道歉語 ）的解構。
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一開頭便講：“歷史總是重複自己，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笑劇。”我們若相信歷史真的因全球化而已終結並不再重複，那麼也就不會再有悲劇也沒有笑劇——第三次又是什麼？我認為，歷史很可能終結於一部拉康意義上無比“淫蕩”的A片，我指的正是麥當勞名為“追債篇”的電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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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回憶錄
心中有技，不如身上有技；一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