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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情緒也就視而不見，甚至於隱隱有些期待軍變的發生。
但是現在軍變發生了，但是這次軍變卻超出了他們的估計，這不是普通的中下層青年軍官主導的軍變，而是一場出人意料的由赤化分子主導的軍變，忠誠於天皇的軍官被起義士兵處決，叛亂軍隊完全被赤化分子控制。
因為美國大使館靠近叛軍控制地區，亨利。金尼爾這位號稱“日本通” 的美國駐日大使，第一個向國務院發出電報報告叛亂訊息：
“……日本軍隊今日凌晨佔領部分政丶府部門及部分市區。據悉有若干位著名人物遇害，叛亂可能由赤色分子煽動……目前無法證實任何訊息。新聞記者不得向國外發電報或打電話。此電報主要在於試驗通訊聯絡，以確定是否可用密電。密電部門收到此電後請即復告。”
同一時間，德國大使館同樣向國內發回來了密電，同時根據德華互助秘約向中國外交部轉發了相同的電報肉內容“……這次軍變具有典型的日本特點，因而對政變的動機特別值得研究。對這場政變進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來的社會緊張關係和內部危機，對於瞭解日本的內部結構，比研究一些僅僅是記載日本軍力的記錄或秘密檔案，更有價值……我們確信在東京發生的軍變有赤色分子參與，日本很有可能成為第二個蘇俄”
當德國駐日大使把報告發給柏林和中國外交部後，德國大使和陸海軍武官各自進行調查研究，以研判這次起義對日本未來政局的影響，中國的情報機構中央調查局也同樣在第一時間立即命令潛伏在日本的諜報人員儘量蒐集有關這次起義的詳細情況。
此時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東京，這些目光是複雜而多樣的，
作為皇太子的老師，以及日本最後的元老西元寺在郊外的別墅儘管同樣被起義士兵佔領，但與其它政要遭到刺殺不同，西元寺反而被“保護”了起來，直到黎明時分，在一名身著便服的人員與其會談近兩小時後，西元寺便被的起義士兵護送到皇宮外。
到皇宮後，西元寺只是把發生叛亂稟奏攝政的皇太子。
“……赤軍司令員福井川已經到達東京，三小時前，我們在郊外的別墅進行了會談，福井川希望委託我向殿下轉達他們的敬意。”
聽著西元寺的話，裕仁沉默著什麼都沒有說，在兩個多小時前，裕仁就已經獲知這次軍隊叛亂並不是自己最初想象的那種軍人叛亂，而是一次如1917年俄國水兵式的叛亂，一場赤色的革命。
兩個月來隨著戰事的失利，國內遭受的毀滅性的轟炸，街頭上數十萬失去住房、衣食無著的民從不斷的湧向赤坂離宮。他們不僅前來尋求庇護，他們的沉默與嚴肅，表達了一種無聲的抗議、無言的要求。天皇必須歸政，政丶府必須重新組閣。
對裕仁來說，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出任攝政前戲劇性的一幕，出任攝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間歇性地發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卻護住自己的玉璽死活不肯交出。後來是西園寺元老連哄帶騙，用盡了對付頑劣幼童的手段，自己才得到這個國家權力的象徵。不難想象，倘若B迫天皇遜位，這個疾病纏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嗚呼……
他不願揹負“不孝”的罪名。甚至，他還寄望以此博得賢明君主的美譽。如果可以的話，他寧可願意轉移民眾的視線，不僅是遜位傳統的不了了之，他還要以這個手筆，掩飾自己的無能，並順帶地為日漸臃腫**的官僚機構洗脫罪責……
但是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現在赤色分子主導的叛亂打破了自己和元老們制定的所有計劃，鎮壓叛亂無疑可行的，但是需要時間，需要將其它師團部隊調至東京，在此之前……
“福井川來到了東京！你確定是福井川那個叛徒嗎？通知憲……”
裕仁先是一驚，隨後一愣，顯然他沒有想到福井川竟然如此膽大，整個日本都在懸賞要他的腦袋的時候，他竟然來到了東京，剛想問是否通知憲兵隊時，裕仁才想起現在整個東京充滿了起義士兵和暴徒，東京對於福井而言就如同新瀉一般安全。
對於日本而言，福井川無疑是整個日本最大的敵人，甚至於連裕仁在惡夢中都會夢到這個只有三十七歲的男人，帝國上下的貴族、財閥在談論這個人時，在恐懼的同時還會略帶些許崇敬，這是出於對一個“軍神”的尊重，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一手將瀕臨滅亡的赤軍再一次擴充成十餘萬軍隊，靠著那群烏合之眾多次擊敗進剿的精銳軍，有時候裕仁都會想假如讓其指揮皇軍，或許皇軍也不會遭受那麼多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