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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答非所問的回答道。發明？司馬能有什麼發明，無非都是得益於後世的發明罷了，就像這個火機一樣。用外國人的發明去掙外國人的錢，有比這更舒服的事嗎？
“呵呵！魚上釣了！”
劉季元搖頭輕笑著。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得到答案。這時魚浮動了動，有魚上釣了。
就在這時司馬的侍從官南宮一急匆匆的跑了過來，同時遞給了司馬一份報告。
“主任！京城出事了！”
“現在京城裡地旗人、遺老是人人自危，一天之中，先後有三名旗人貝勒、兩位鐵桿遺老被槍擊，其中兩人被殺。另有數十名旗人被襲擊。那些旗人要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徹查此事。”
見劉季元有些好奇司馬便皺眉解釋道，自從兩天前發生一起刺殺遺老案後，已經先後有多人被刺殺，沒想到現在京城的排滿之勢呈一副愈演愈烈之勢。而更讓司馬意外的是那些旗人竟然想起了靠遊行爭權力。
“是調查部？”
對於調查部劉季元多少有些瞭解。發生這種事情劉季元自然會想到調查部的身上。
“不是！都是一些彼此沒聯絡的激進分子所為！自從五月期的《奮進中國》雜誌推出之後，排滿、仇滿的情緒就被挑動起來了。那些激進的學生就像上當的《未來中國》案裡地學生一樣，他們以為這樣可以為國家做些事情。但是……哎！但願不會出什麼亂子吧！”
想到那些學生地激進行為司馬不禁搖頭嘆氣道，心情變得越發的沉重起來，司馬擔心所有地一切會朝著自己最害怕的方向發展。
在司馬不反對青年人的燥動和激進，但是像這麼不顧一切的將燥動和激進轉變為最直接的刺殺，卻不是司馬所樂意看到的。青年人需要燥動、需要激進，但是絕不能像現在這般失控，最終整個國家會為青年人的集體激進失控的而付出代價。就像多年後的日本一樣。
20世紀初日本走向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歷史。可以歸納成兩條路線的鬥爭：憤青路線和非憤青路線的鬥爭。說得學術點，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國際協調主義。說得中國化一點，就是“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鬥爭。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自導自演，一口吞下東北成立滿洲國，首相犬養的內閣居然顧慮國際公法死不承認，這種日奸，不除何足以平民憤！1932年少壯軍人也就是憤青中最愣頭青的那一夥，乾脆發動兵變（515事件），衝進犬養官邸一槍斃了這老賊。
日本憤青的愛國主義行動並非始於515，前有1929年濱口雄幸總理暗殺，後有1936年226事件血洗內閣，史稱“昭和的暗殺時代”，如此三番五次，議會或者外務省裡想賣國的日奸，自然個個心驚膽戰，要賣國也沒有那個膽了，政黨政治消亡，強硬派軍人開始掌權，終於可以一展身手，實現他們的愛國主義宏圖。
當時的日本早已陷入集體性受害幻想，認為全世界和他們對著幹，自己處處吃悶虧，尤其美蘇，亡我之心不死，總有一天要攤牌，因此愛國熱情壓倒一切，殺人放火只要是愛國，都成。報紙廣播等社會輿論一致對愛國主義青年表達同情，對日奸切齒痛恨，謂其賣國媚敵死有餘辜。而熱血青年其情可憫，該從輕發落。就像是上海的《未來中國》雜誌社刺殺案一樣。
“愛國者無罪！”
司馬嘴中輕聲唸書著這五個字，這五個字自從《未來中國》案後已經開始在全國的年青人中風靡，就是在西北中學、西北大學都紛紛出現“愛國會”“護國會”之類的激進團體，儘管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像內地的學生那般的激進，但是誰知道未來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呢？
現在的中國和二十年代的日本不同，二十年代的日本只是陷入集體性受害幻想，而現在的中國則是受著實在的列強侵略，租界、租借地、外國特權、強權欺凌這一切使得青年人們有足夠瞧的理由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去掃除那些漢奸。
先前的《未來中國》案是愛國，而現在的刺殺滿遺一是為了復仇，二是為了除奸，總之都是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愛國精神的鼓動下進行的。二十年後這些激進的學生成為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的時候，在這些人的影響下，那時的中國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像二戰前的日本一樣嗎？
在那時或許所有的人都即便是自己，都會成為那部戰爭機器上的螺絲釘，這機器的發動機，不是某個個人，而是整個狂熱燥進的民族，燃料就是民族的狂熱情緒。螺絲釘自然操縱不了機器，這機器即便是沒有一個獨裁狂人來操縱，仍然會馬達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