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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跟你姐姐走了嗎？”難得地，他說話的時候不再笑。
“我下車來買豆漿……”我不信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
他對著我很自然地伸出了右手：“我請你。”我自己站了起來，但是在我站起來的那一瞬間，他走過來牽住了我的手。
然後他跟那個善良的賣豆漿的阿姨說：“兩杯熱的，帶走，一杯加糖。”
阿姨用戴厚厚的手套的手給我們裝了兩杯，神秘地笑笑說：“鬧彆扭了，就是該和好嘛。人家一個女孩子，這麼冷的天氣……”
趁著他要付錢的時候，我把手掙脫了出來，名正言順地把豆漿拿到那隻他碰觸過的手裡。
我們坐在醫院底層的掛號大廳裡面，把兩杯豆漿喝完。外面似乎快要出太陽了，至少這間掛號大廳裡的人們又開始了正常的熙熙攘攘。他早就把那個空杯子捏在手裡當玩具一樣虐待著，我絕望地看著我的杯子一點一點地見底。隨著絕望加深，我心裡卻漸漸地堆起來積雪一般深重的平靜。我們沒有開口說話，誰都沒有。
後來他低聲說：“要是你還沒喝夠，我就再出去給你買一杯。別一直咬吸管了，看著真淒涼，跟饑荒地區的兒童一樣。”
我問：“陳醫生是什麼剛候醒來的？”
他說：“昨天晚上。快要凌晨了。”
我們就像兩個非常成熟的人那樣，不約而同地把我們之間的問題和煩惱放在一邊，談論起更重要的事情。低聲地交流著陳醫生的身體狀況，和他脫離生命危險的可能性。——這種平衡穩重的局面自然是裝出來的，可是，我們也必須如此，因為擺在面前的，的確有比“我們接過吻”更嚴重的事情。
他談起這些的時候，語氣淡然得不像是在聊一樁慘劇。我知道他置身其中太久了，所以非常堅韌地就習慣了起來。他說：“無論怎麼樣，高位截癱是肯定的。因為脊椎受了傷，而且昏迷得太久了，腦損傷也是沒法治的。就看他能不能恢復些語言的能力，還有記憶了。要再等一段時間，才能確定他的智力在什麼水準上。”他長長地嘆氣，“其實醒來也沒什麼區別。全身上下唯一能動的就是眼睛。”
“那臻臻呢？”我滿懷著聽見好訊息的希望。
“不知道啊，昨晚的事情，她還沒來得及看見呢，我也想看看她現在會不會有反應。”他安靜地看著我，“南音，如果臻臻好了，你還會常來麼？”
我更用力地繼續咬著吸管，這樣可以避免說話。
“這幾個月天天都能看見你。”他像是突然聽到了一個不錯的笑話，那笑容屬於自己和自己之間的心領神會，“但沒想到，原來還有今天。”
我站起來，我說：“我該走了。”
“不看看臻臻了麼？她快要來了。”他的眼睛裡充滿著期待。
“我得回家去。”我看了他一眼，我跟自己說這就是最後一眼了，“我得回去用家裡的座機給蘇遠智回電話。就是我老公，我以前跟你說過一次的。
醫院外面的街道上陽光燦爛。陽光解救不了寒冷，也依然是好東西。紅綠燈對著滿街的車水馬龍重新拾回了尊嚴。可是這人間對我而言，已經成了新的。嶄新的。
原來不是所有嶄新的東西都是好的。
原來這個世界上也存在著嶄新的惡。無論是好的，還是惡的，“嶄新”還是擁有它獨立的光芒。現在這光芒不講任何條件地照耀了我。此刻的明亮當然是我做夢都不想要的，但是，它永遠屬於我了。
“連你都可以殺人”，這句子現在幾乎是萬能的。太陽如果願意的話都可以在上午十一點沉下去丟給我們莫名其妙的黃昏，因為，連你都可以殺人。
接下來的一週我躲在家裡，沒再去過醫院，偶爾會想一想臻臻，然後告訴自己說她應該還是老樣子的。外婆看電視的時候，輪到我來做講解員——我應付這項工作的能力還真的趕不上雪碧。我們都等著爸爸和姐姐每天帶回來新的訊息——比如律師又說什麼了，比如陳醫生的治療有沒有進展——聽起來，基本都算是好訊息。醫院說，以陳醫生之前的狀況看，能醒來就是奇蹟。姐姐很興奮地轉述這句話的時候，我的心卻隱隱地一沉——奇蹟如果已經發生在陳醫生身上了，那麼按道理講，哥哥身上是不是會發生一點我們沒有料到的壞事呢？這世界上，主導“好事發生”和“壞事發生”的能量也應該遵循著某種平衡吧。我自己都覺得我現在真變成了一隻神經質的兔子。
不如我在《外星小孩和小熊和小仙女》裡面，讓一隻瘋瘋癲癲的，患有恐懼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