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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尋中華嬗變為大國的“黎明”
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或許會靜思：我是怎麼來到世上的？吮吸了母親多少乳汁才姍姍學步長大成人？作為一個國家，自然也會追思，我們的國家是怎樣形成的，啜飲了哪些思想的營養，才從諸侯割據的中華嬗變為大國？離開了這些思想的營養，我們會變得瘦小，或者變得懵懂弱智。所以，人們常說：不要忘本，為什麼不要忘本？因為，離開了根本你就站立不穩。
管仲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經濟學家，軍事思想家。讀懂管仲，就讀懂了半部春秋歷史。你能感受到，作者並不是在寫管仲這一個人，而是在探尋中華嬗變為大國的那個黎明。那段黎明，既有黎明前的黑暗，又有催生中華成為大國的思想曙光。你隨著作者的筆觸，慢慢會感悟到一個答案：為什麼先秦的中華打打殺殺八百年沒有形成大國，而秦一統中國為什麼又瞬間灰飛煙滅？其原因就是：大國需要的以民為本的公眾意識，需要有大國的政治制度，需要有一個有永久作為的、能應對權利挑戰的組織體系，要有老子那樣的辯證思維的哲學，要有來自實踐的經驗和智慧等等。離開了這些，歷史就要反覆。
所謂“大國”，是一種國家形態，例如說，當今“西方大國”中的多數國家（英、法、德等），其國土和人口只相當我國的一省或數省，但科技水平、經濟總量，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都遠遠超越了其他國家。
而管仲很早就意識到了大國的含義，他說：“所謂同者，以先後智渝者也（渝：疏導、變化的意思），均則同爭，倍則說，十則從服，萬則化”。《管子。侈糜》。這句話的意思是：國與國的融合，是以先進和落後之間的智思想智慧資源（管理與科技水平）來決定的，彼此均衡，就有競爭；如果超人一倍，別人則佩服你，如果你高人十倍，人家就願意臣服你，如果高出萬倍，人家就願意被你同化融為一體。
西方學者也開始讀懂管子和春秋戰國的歷史。例如，風靡全球管理界的名著
《第五項修煉》的作者彼得．聖吉，就曾寫道：“追溯到兩千五百年前，中國與希臘正處在形成大國（萌芽）的時期。隨著大型組織擁有的制度性權力增加，人們必須面對組織權力帶來的危機，需要有領導管理哲學，中國的管子與稍後的孔子為中國領導哲學方面打下了基礎，兩者相距百年，我認為這不是偶然。”
在北京中華世紀壇矗立著一位值得民族驕傲的歷史名人塑像，他就是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尊稱管子。管仲（ 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漢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 管仲；名夷吾；穎上人也”（今安徽穎上人），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 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管子》一書並非都是管子所寫，但它集納了管子和先秦社會的治國思想和智慧。
梁啟超說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臺灣大學者楊柏在所著的《中國人史綱》裡說：在國史中，堪稱為政治家的不過六七人，管仲是第一人。
人們習稱“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這個“霸”，是“伯”的意思，是“老大”、“盟主”的意思，管仲輔政齊國四十年，齊國成為春秋首霸，民富國強，內無逆臣公開作亂，外無強敵入侵寸土。這其中最重要的，初步構建了實現了大國所必備的政治制度以及重民、順民的政治思想體系。
簡言之，平民宰相管仲的政治成功就是：“親民的政府加上親民的政策“。這個邏輯看似簡單，但是，要實踐這個邏輯，卻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那麼，管仲究竟作出了那些歷史貢獻呢？在閱覽本書之前，簡要列舉管仲在國史上的第一：
——親民的政府與親民的政策，最早提出“重民、順民”“富民強國”的治國主張。過後兩、三百年，才出現儒家宣示“民重君輕”的政治學說；
——最早設立類似今天總理府這樣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政府機構：司馬遷說：管仲設“輕重九府”貴輕重，慎權衡。則桓公以霸．”
——最早規劃國家行政區劃：設 “三國五鄙”，（三大城市五大行政區），奠定了中華從諸侯割據到秦統一的大國的行政體系；
——最早提出國家要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政治主張，實施鹽、鐵專營的“官山海”，主張“利出一孔（渠道）”，由物價要由國家來主導；——最早實施原始的社會保障，齊國實施“九惠之教”，“九惠之教”的具體內容是：“老老；慈幼；恤孤；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