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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日本東大寺還存有這一國書的抄本，日本人稱之為《蒙古國牒狀》。
但是在當時，什麼是“大蒙古國”？該國能使“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又是何時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書開頭對日本最高統治者稱呼為“日本國王”——雖然在日本國內天皇早已成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國王”稱呼之，這種*裸的降格怎能讓幕府高層接受？
國書中對日本“自古小國”的稱謂，無法避免地傷害了幕府高層的自尊心。
高麗使團在遞上忽必烈國書的同時也附上了高麗國書，說明本國是奉蒙古皇帝嚴令，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們的國書中，高麗國王這樣奉勸日本：“皇帝欲和貴國通好，非求貢獻之利，只是想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報音，則必厚待之。其實與否，等通交之後，當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惟貴國商酌焉。”
一面是大蒙古國皇帝的嚴詞恐嚇，一面是高麗國王的耐心勸誘，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鎌倉幕府除了表示憤怒而外，一時也拿不出好的主意來。幕府以不敢擅專為藉口，將忽必烈的國書立刻上奏京都朝廷。就這樣，國書從大都被帶到高麗，再被送至九州又送達鎌倉，而後來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們的閉塞程度與鎌倉幕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自從白江口之戰被唐朝擊敗之後，基本上就沒經歷過像樣的外部壓力，六百多年過去了，雖然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歷經改朝換代，但京都朝野上下從來沒有想過天下之大，除了日本、宋朝以及高麗等小國，還有別的足以改變歷史的政權。
日本偏安數百年，對歐亞世界的風雲變幻，從沒有清晰的瞭解，並且也懶於去了解。
天皇朝廷看到國書後更加震驚。日本關白近衛基平在日記中這樣形容京都朝廷當時的反應：“此事，國家之珍事，大事，萬人驚歎無外”，被公卿們稱為“當世天下無雙的大事件”。
朝廷公卿意見不一。他們雖然對“大蒙古國皇帝”呼日本天皇為“國王”表示憤怒，視為非禮，但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一部分人認為國書有無禮之處，應該不予回覆。但朝廷參議藤原長成還是草擬了一份和解國書並抄寄給了幕府。
但十八歲的鎌倉幕府新“執權”北條時宗（1268～1284年任職）不予批准。
就這樣，高麗使節在日本滯留半年之後，再一次空手而歸。
但隨著對大陸方面的瞭解日漸增多，日本方面逐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京都朝廷準備在這場危機中有所作為，天皇下令各大寺廟神社修法“降伏異敵”，他所能做到的也僅此而已；鎌倉幕府也通報關西、九州、四國等地的御家人：“蒙古人插兇心”，有窺伺日本之志，所以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管轄區域或自領內的防備工作。
這就是日本在獲知蒙古威脅後所做的所有籌備，這種只是象徵意義的動員讓日本在幾年之後吃盡苦頭。
高麗宰相李藏用奉命來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釋。此時，忽必烈已經有了征討日本的清晰計劃，他對李藏用說道：“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能不救乎。朕徵不遜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氣（5）
李藏用已經預感到戰爭無法避免，但他還是極言高麗國內已到了兵窮財盡的地步，不能按照規定交付船隻，但他的辯解毫無用處，最終不得不答應忽必烈的要求。
公元1868年8月，高麗國王上奏忽必烈，聲稱經過多方徵調，僅得萬人，但船艦等已委沿海州郡，營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員對高麗的徵兵造船情況進行視察，他們還巡視了全羅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選擇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由於忽必烈此時的戰略重心在中國大陸，他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和平的手段解決日本問題，由於高麗多次的虛與委蛇和從中阻撓，他也許根本不相信“日本國王”見到過自己的國書。對日本的第三次詔諭發生在公元1268年9月，在高麗人潘阜的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團終於第一次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領土。
他們這一次的運氣甚至比高麗人更壞——甚至不被容許滯留日本。在返國途中，黑的等人害怕回到大都後無法向忽必烈交差，便順手抓住了兩個對馬島漁民，一個名為塔次郎，一個名為彌次郎，把他們帶回大都。這兩位本來默默無聞的歷史“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