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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沒有聽從洪荼丘的一面之詞,將金方慶召回元大都,試圖將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處理,還給予高麗政府更多的自治權。這一年,他賜給高麗國王一枚“駙馬高麗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對金方慶沒有絲毫的懷疑,作為一個在馬背上出身又試圖以“漢法”治國的帝國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麼東西。臣屬的忠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取決於皇帝的實力。
南宋抵抗勢力終於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軍蕩平。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陸秀夫揹負八歲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屍十萬眾,給南宋王朝徹底畫上了句號。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數萬主動赴死的臣民,認為自己死得其所。
緊接著,忽必烈命江南的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建造軍艦六百艘備徵日本。
日本學者中島樂章這樣推測:“在第二次遠征日本所用戰船中,東路軍九百艘戰船全部由高麗建造,而可以得到確認的江南所造戰船,僅有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的六百艘,其中泉州所造戰船,僅有五十艘。且不論《元史》中沒有記載的造船數,單從當時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數僅有五十艘這一點來看,新建造戰船也不過數百艘。而第二次遠征日本時,江南戰船總數竟有三千五百艘,其中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元軍截獲、接管原南宋水軍的戰船……其中內河船舶又居多……由於內河戰船吃水較淺,抗暴風雨能力較弱……”
在下達造船命令之後,元世祖又召見南宋降將范文虎,問其東征方案。
作為一名戰將和降將,范文虎當然想立即立下戰功,但是他又試圖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日本問題。他建議元世祖,在出徵之前由他以南宋舊臣的立場再派一次赴日使者,希望能夠說服日本來朝。忽必烈並不反對。
於是范文虎的兩名使者周福和欒忠被派向日本,在6月下旬到達博多灣,為表示善意,他們甚至帶了一名日本在華留學僧一起前來。
事實證明,這次出使行動是典型的狗尾續貂、自討無趣之舉,鎌倉幕府已經殺過一批使者,北條時宗不在乎再殺一批。就連態度相對和緩的京都朝廷都認為“亡宋舊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條,誠過分歟!”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五 元軍二次東征——日本真的打勝了(3)
周福和欒忠在博多被斬首。
元世祖忽必烈也可能根本對這次出使沒有寄予絲毫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將領,親自主持召開東征日本軍事會議。
元朝最終確定設定徵日司令部“徵收日本行中書省”,並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舵工水手一萬七千人,分乘戰艦九百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為首,率江南軍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自寧波港出發,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
兩軍約定於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共同進攻博多太宰府。
2月20日,東路軍諸將從大都出發,臨行前,元世祖忽必烈特地對他們作了以下說明和要求:“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元世祖的告誡簡而言之為兩點:一、依照漢法,取人國家,不可濫殺無辜;二、眾將要戮力同心。
日本方面也並非坐以待斃。在第一次蒙古來襲的戰事中,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痛感日軍指揮散漫、戰鬥力低下,便三令五申整飭軍律,進一步強化“異國警備番役”制度,北條時宗在公元1280年年底的一份幕府法令中警告說:“蒙古異賊等明年四月可襲來雲……近年守護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間,無同心儀之由……不顧天下大難,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軍兵者,隨守護之命,可致防戰之忠……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處不忠之重科……”
北條時宗屢次勸諭,他對將軍們的要求與忽必烈如出一轍:希望各方面能夠放棄內訌,精誠團結。
按照元軍的既定作戰計劃,東路軍於5月3日從高麗出發,順風抵日,第一部作戰目標仍然是攻取對馬島和壹岐島。
東路軍在日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