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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以為日使一到，朝鮮王即派使來日稱臣。
對馬藩藩主為完成任務，在朝鮮國王面前對豐臣秀吉的說法進行了技術性處理，最終朝鮮以十分模糊的“報聘”名義遣使赴日。
公元1590年春天，朝鮮使臣京都，但是豐臣秀吉直到八個月後才予以召見。朝鮮使臣呈上朝鮮國書，祝賀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並希望兩國敦睦修好。
豐臣秀吉的反應讓朝鮮使者大吃一驚。
臣秀吉在回覆朝鮮的國書表示他有意於次年（1592年）春天假道朝鮮進攻明國，並要求朝鮮予以協助。
朝鮮國王看到豐臣秀吉國書後感到事態嚴重，一邊向宗主國明朝中央政府報告，一邊作書責問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早年的“偉大理想”之所以這麼快就付諸實施，與其面臨的現實局面也是分不開的。
戰國大名由於處於相互競爭的政治氛圍中，往往比較重視本藩、本地商業發展，這是日本版的“重商主義”時代。到了豐臣秀吉四處擴張的時代，其背後更有京都富商的大力支援，他們依靠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其統一戰爭提供軍費和物資。反過來，豐臣秀吉為其提供貿易渠道、經營渠道和保護政策。這種政、商緊密結合的方式，不僅影響到後來的德川幕府，而且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著力推動的崛起模式，是迄今仍在日本政治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政商”的雛形。
隨著商人資本的擴大，與日本國內市場需求有限的現實形成矛盾。
元、明時代“倭寇”在中國、朝鮮沿海的興起，即是這種商貿擴張需求的扭曲表達。而長期活動於九州、博多等港口城市的商人尤其希望重啟中斷已久的對大陸“勘合貿易”。對於這一需求，豐臣秀吉給予大力支援，簽發出許多國際貿易特許證件——“朱印狀”，上面詳細登記許可貿易專案和出發日期等資料。一艘艘“朱印船”從日本港口出發，跨海奔赴中國大陸以及南洋諸島從事國際貿易。
在和葡萄牙等歐洲新興國家接觸之時，豐臣秀吉已經意識到來自南洋的軍事和商業壓力——這一點也是他企圖拓土朝鮮和中國，爭取更大生存空間的一個因素。可以把這種思路視為近代日本“失之歐美，取於亞洲”的最早版本。
此外，豐臣秀吉急於進行海外擴張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藉助對外戰爭削弱國內諸大名實力。戰時成長起來的大批好勇鬥狠的武士，在和平時代將毫無用武之地，一旦他們跌入貧困境地或淪為浪人，必然會成為日本社會新的不穩定因素。
本來豐臣秀吉的直轄領地就不佔太大優勢，如果地方大名建立起同盟關係，豐臣秀吉將在政治和軍事上處於雙重劣勢。實施對外戰爭，不僅可以滿足地方大名對土地的佔有慾望，而且如果戰爭成功，可以就此強化豐臣家族的壓倒性強權統治；即便戰爭失敗，仍可以消耗掉大名們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各據一方政治影響力。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換代（5）
對豐臣秀吉的這種一箭雙鵰之舉，多謀武勇的大名們也都心領神會，其中一部分對戰爭前途存在著極大的樂觀，躍躍欲試；一部分在國內戰爭中被步步蠶食，希望透過對外戰爭獲得彌補。也有一小部分竭力逃避，對戰爭前景並不看好。德川家康、伊達政宗便是這類大名的代表性人物。
德川家康成功儲存了自身實力，這就為他日後在日本政壇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軍事基礎。
伊達政宗作為另一名地方實力派，曾經是領地達百萬石的大名，擁有的版圖非常龐大。
在公元1590年豐臣秀吉出兵*政敵之時，曾下令伊達家出兵配合，但是伊達政宗多方推託，遲遲按兵不動。豐臣秀吉盛怒之下，計劃將其剿滅處死。伊達政宗順勢而變，全軍著白甲臨戰，為豐臣秀吉衝鋒陷陣，以表順服，雖然出兵有功，但功過相抵，還是被豐臣秀吉削去一部分領地。第二年，由於被告謀反，伊達政宗雖然親自面見豐臣秀吉進行解釋，但封地還是被削弱至五十八萬石。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命令伊達政宗派兵三千出征朝鮮，伊達政宗仍是在百般推託下才成行，公元1595年獲准回日本。他沒有參與“慶長之役”，即第二次侵朝戰爭。豐臣秀吉死後，伊達政宗與德川家康結下姻親關係。
以上的所有因素都只是促因之一，是豐臣秀吉發動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動力。而武家政權即軍事政權特質再加上“神國”思想，才是豐臣秀吉發兵朝鮮的根本原因。武士政權無止境的“領主擴張”慾望與“神國日本”相雜糅，這一點與近代日本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