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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元朝兩次東征日本都沒有達到既定目的，但元朝皇帝為了表明自己與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帝王們一樣，對周圍各國有著有形或無形的支配權力，還是積極地吸引日本來華貿易，甚至為了勸誘日本來朝，對待日商甚為寬大。
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來到中國要求貿易，地方官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恐有不測，但慎重起見還是上報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元將防衛，一面仍准許日船正常貿易。
後來，由於日商中確實存在挑釁生事者，因此元朝要求日商隨船攜帶武器必須上繳市舶司，待返程時再歸還。由於獲利甚豐，日本的商船依然非常積極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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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戰爭給幕府埋下危機種子（1）
忽必烈東征，除了給日本帶來一股讓其沉醉六七百年的“神風”，對當時的日本政局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
雖然鎌倉幕府主導下的日本武士取得了所謂的抗戰勝利，但鎌倉幕府本身卻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方面，幕府無法按照傳統“恩賞”有功武士。按照武家傳統，御家人的“本分”在於一心“奉公”，而幕府則要公平“恩賞”，恩賞物資不外乎土地和人口。哪怕是國內戰爭，由於政敵被打倒，其莊園也會被勝利者沒收，比如“承久之亂”之後，北條泰時透過流放公卿，將他們手中的土地賞賜給作戰有功的御家人。
“文永”、“弘安”兩場戰爭，確是在本國領土上進行的防禦戰，沒有土地來源。由於御家人與幕府的緊密關係，暫時可以透過政治榮譽等方式予以表彰，但是被動員起來的諸多地方勢力卻不可能滿足於這種虛文。再者，御家人之下還有他的利益圈子和僕從，御家人就只好侵佔大量公地來“恩賞”自己的部下，而那些被侵佔的公地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認，被稱為獨立於幕府體系之外的新型利益體，這導致幕府對全國大小土地的控制力逐漸下降。在政治上則表現為統馭力的被削弱。
北條氏加強控制的措施，又加劇了各級武士的不滿。對幕府不滿的下層武士和莊民聯合起來組成“惡黨”，反抗幕府統治。有些御家人甚至還會與非御家人聯合，表現出地方勢力坐大的傾向。
“惡黨”的存在，給幕府以極大威脅。從文永、弘安時期開始，鎌倉幕府就曾多次發出過“惡黨*令”。
另一方面，對抗元軍來襲的兩場戰爭耗盡了幕府的財物儲備，幕府不但無力獎賞有功御家人，甚至連御家人所耗費的鉅額糧餉都無法提供，因而御家人只能層層爽約，大批中下級武士因此破產。但與此同時，又有一大批商業百姓、實力派莊園主在戰爭中膨脹、獲益，他們大量借債給御家人以及各級貧困武士，從而成為獨立於幕府經濟系統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領導日本成功抵抗元軍的北條時宗於公元1284年去世，時年僅三十四歲。北條時宗戴著一頂“明主”的桂冠離去，卻給後繼者留下一堆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很快，日本於公元1285年11月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霜月騷動”，名為“騷動”，實為內戰。整個鎌倉都被捲入戰火，幕府將軍的府邸也在戰爭中被焚為灰燼。鎌倉幕府的統治岌岌可危。
為挽回御家人的頹勢，改變各級武士的貧困狀態，鎌倉幕府不得不做出飲鴆止渴之舉，於公元1297年強行頒佈《德政令》，規定禁止買賣、典當御家人的領地，非御家人和商人已經取得御家人的土地必須無償歸還原主，並且此後不再受理有關向御家人貸款問題的訴訟。
《德政令》引發經濟動盪，商人抬高物價，御家人從此告貸無門，陷入更深程度的困頓。御家人的貧困沒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潰。
忽必烈發動東征日本戰爭五十年後，即公元1333年，各地豪族舉起反幕大旗，再次掀起一場國內混戰，最後一代幕府執權北條高時自殺，鎌倉幕府宣告滅亡。
把忽必烈東征日本放在元朝整個國家戰略的變更軌跡上來看，其實並不具有特殊性——無論是戰爭結局還是戰爭方式。
元朝與東征日本幾乎同時進行的，還有徵討安南、占城、緬甸等行動，也都沒有實現既定的擴張意圖，甚至在有些地區損失慘重。比如對占城國（越南南部地區）一戰，由於其國王囚禁元朝使節，元兵在大將唆都率領下，從廣州出發，乘戰船一千艘，經海路進軍。但占城國堅壁清野，退入叢林，元軍雖攻陷其首都，但歸路和糧道卻被切斷，撤退途中，元軍幾乎全軍覆沒。
七 戰爭給幕府埋下危機種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