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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明王朝的安全保證之後，與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輔相成，朝鮮積極主動地奉行“事大”政策，使雙方之間的封貢關係更加牢固和深化。“事大保國”成為朝鮮世代王室遵循的不變國策。
朝鮮王朝發展到公元15世紀末之後，慣於太平、老於世故的功臣勳舊後裔把持國政的情況日益嚴重。他們無寸功之有便可做人上之人，吟詩作對和消極保守成為他們主要的日常生活內容。另外一股透過儒學選拔得到晉升的勢力與他們形成有力抗衡，這便是“士林”。兩派之間的黨爭內訌此消彼長，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停息，此間還夾雜著暴君的酷政，以致朝綱紊亂。此等亂象嚴重阻礙了李氏朝鮮的發展。
到了公元1567年，宣祖李昖繼承朝鮮國王位，士林大臣挫敗勳臣勢力，在政爭中佔居上風，但士林內部又發生分裂，裂變出所謂的西人黨和東人黨，二者前後交替把持政局。由於國家土地兼併已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朝鮮王朝經濟和政治跌入全面危機時代，幾乎導致政權癱瘓，內耗依然無休止，邊防渙散也就在情理之中。
朝鮮國王雖然將豐臣秀吉意欲侵略大陸的訊息飛報北京，但其國內對於這樣重大的事件也沒有激起足夠警惕，只是派出三名官員巡視半島南部三道，以作“備倭”之舉，但官員們藉助修繕城池之機大肆搜刮，引起當地人民的強烈不滿，怨聲載道。當時朝鮮的名將申昱和李鎰雖然作戰勇猛，但赴各地視察武器時，只重視弓刀，對火器卻十分輕視，不屑地說：“難道它們能百發百中不成？”
日後日軍登陸入侵併連下城池之時，朝鮮武備已廢弛多時，“人不知兵二百餘年”，全國300多個郡縣大多數沒有佈防，朝鮮政府才意識到危機的嚴重，但是為時已晚。
公元1591年7月，北京從朝鮮國王李昖那裡得到豐臣秀吉打算入侵的訊息。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從琉球國王尚寧和赴琉球中國商人的報告中，也獲知了這一訊息。甚至被倭寇擄掠到日本的江西吉安人許儀也透過自己的渠道嚮明朝傳遞了這一情報——許儀在薩摩行醫二十餘年，當他得知豐臣秀吉企圖出兵“侵朝徵明”的訊息後，立即派其弟子朱均旺給福建巡撫送去密信，告知日本的備戰事宜。
奇怪的是，明朝政府對於來自朝鮮、日本和琉球三個渠道的情報，並沒有引起太大注意，除命兵部移文朝鮮詢問外，只向沿海哨卡下了道注意海防的命令，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軍備。
公元1592年，自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創立帝國以來，大明王朝已經歷十四帝二百二十四年的統治，帝國正處在大動盪的關頭。在帝國北部，前兩年發生了扯力克、火落赤攻掠甘、青地區事件，被明朝革除了市賞。此後不久，爆發了寧夏叛亂和播州又反叛。在南部邊陲，緬甸軍從十年前就開始屢次侵犯雲南，至今不休。
明朝便是在這種本國政局頗不和諧的背景下，十分被動地拉開了“援朝抗日”戰爭的序幕。大明王朝一方面為信守對朝“上國義務”，另一方面為禦敵於國門之外，浴血奮戰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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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軍攻陷朝鮮“三都”（1）
跨海侵佔朝鮮，而後滅亡明朝，已經成為豐臣秀吉的既定國策，並開始付諸實施。
德川家康等大名對戰爭前景並不樂觀，並且竭力避戰。他們認為此舉不但會招致糜餉人虧，而且一旦開啟對明朝戰事，日本將陷入兵疲糧盡的泥潭。在這次侵朝戰爭中，德川家康雖然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但只象徵性出兵五千人。這種消極態度導致豐臣秀吉大為不滿。懾於其實力，德川家康需要透過某種方式表達忠誠。這位被“險惡戰國”洗禮出來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軍事家透過敵我實力分析，向豐臣秀吉提出如下戰略對策：陸海並進、以強凌弱、速戰速決。
豐臣秀吉欣然接受。
公元1591年（中國明神宗萬曆十九年、日本後陽成天皇天正十九年、朝鮮宣祖二十四年），日本正式開始籌備對朝作戰。
這年正月，豐臣秀吉對各地方大名下達徵召動員令：東起常陸，經南海至四國、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中國，臨海各地諸大名，每十萬石須提供大型兵艦兩艘、中型戰船五艘。造船所需費用，由豐臣秀吉撥付，但須以預算表呈報，先撥給一半，待船隻建造完畢後驗收後，再行全額報銷；水手方面，每人給兩倍俸米，其妻、子食糧另行給付；其他僱用人員的下人、妻、子口糧，也一律給予報銷。
以上所提及到的船舶、軍士、水手等，必須在公元1592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