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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熊津江畔的險峻要塞真峴城仍在百濟殘軍手中。
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鬼室福信加兵鎮守。劉仁軌則乘勝追擊，並果斷採取夜襲戰，組織敢死先鋒爬上城頭，黎明之時，唐軍裡應外合，一舉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於7月30日在洛陽城裡獲得戰報。為鞏固戰果，高宗皇帝應劉仁願所奏，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大總管，浮海赴百濟，以援助劉仁願部。同時，大唐朝廷授扶余隆為百濟郡公、熊津都督、馬韓道安撫大使，隨軍前往，從而結束了劉仁願對熊津都督一職歷時近兩年的代理兼任。
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濟郡公”扶余隆與偽“百濟王”扶余豐抗衡的局面。
孫仁師部在德物島（今韓國京畿道西海中德積島）休整並商議對策，決定首先從百濟中部突破到達泗沘城。他所選擇的登陸地點倭濟聯軍佈防薄弱。
孫仁師部出其不意，越過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裡城，並於當地大破守備日軍，初戰告捷。
此後，大唐中央政府將古沙夫裡改名為古泗州，其首府縣易名為“平倭”縣，並樹碑立傳，以紀念這場成功的登陸破襲戰。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12月，大雪紛飛。扶余豐以臨時首都周留城為山城，遠離田畝，不便經營農商為由，計劃遷都避城（今屬韓國全羅北道）。他的日本顧問團則認為避城與新羅領地之間的路程一夜可達，遷都此地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難攻。扶余豐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執意遷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2月，新羅軍隊攻取佔與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羅軍的軍事壓制之下，扶余豐被迫再次遷回周留城。
八 中日千年第一戰（1）
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3月，日本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濟復國為名，派第三批日軍登陸朝鮮半島——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等將領率二萬七千人。
這支部隊是日軍插手朝鮮半島的主力部隊，它的戰略目的是尋殲戰鬥力不強的新羅軍，並爭取透過速戰的方式擊潰新羅主力軍，擴大戰果的同時等待後援部隊，尋求戰機與其他日本集團軍聯合展開對唐軍的決戰。
4月，大唐在新羅屬地設立雞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金法敏為雞林州大都督、左衛大將軍，正式將新羅納入唐朝羈縻統治體系。
由於日本的中途參戰，致使戰爭天平忽然發生了晃動。
按照正常的邏輯，唐軍應立即南下，解除日軍對新羅軍的壓力。
但歷史的事實是，唐軍按兵未動。
原來劉仁軌將軍對百濟叛軍的內部權力構成和鬥爭局面已經洞若觀火，有理由相信他在百濟殘餘勢力內部安插了十分有效的情報網路——百濟舊將鬼室福信素有威望，與舊王子扶余豐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激化。扶余豐已在公開場合有所表現，不能容忍鬼室福信所取得的巨大民意力量和軍事實力。鬼室福信也在伺機除掉這個已經失去實際地位的王子。
據此，劉仁軌得出結論，百濟殘存勢力內部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發生嚴重內訌。此時唐軍宜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只要鬼室福信一死，百濟殘軍必定更加不堪一擊，屆時出兵將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可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取得最大的戰略目的，而後揮師南下，日軍主力部隊面對強悍唐軍將獨木難支。如果採取另一種戰略，即為解除新羅方面軍一時的軍事壓力貿然出擊日軍，將使百濟殘餘獲得逃生的機會，一旦其軍力擴大，唐軍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日本派遣使者犬上君來到高句麗，希望達成軍事互助。5月1日，犬上君回到百濟，晉見扶余豐。就在這一次的合謀中，日本與扶余豐達成了共同除掉鬼室福信的共識。
6月，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所率第二批日軍攻陷新羅兩座要塞，但並不能根本性扭轉戰爭的總格局。
扶余豐與鬼室福信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最終，扶余豐在日本人的協助下，將鬼室福信勢力完全清洗，百濟殘軍的指揮大權落在日本天智天皇冊封的“百濟王”扶余豐手中。
百濟叛軍上層的內訌，給唐軍的軍事部署創造了條件。渡海而來的孫仁師部與劉仁願部順利會師，唐朝駐軍上下“兵士大振”。新羅方面軍也在金法敏的率領下，長途奔襲至泗沘城，在7、8月之交與唐軍百濟戰區主力部隊會合。
泗沘城此時的城防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