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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倭寇大肆搶掠的轟動事件。這種不間斷的騷擾行為一直持續到公元1263年。
公元1227年，高麗向日本大宰府派遣使節，要求日本官方查禁倭寇。大宰府次官武藤資賴曾當著高麗使節的面斬首了九十名倭寇，但是無能的日本官方並不能禁止倭寇，從《高麗史》上的記錄來看，倭寇對半島的侵擾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
公元1263年，倭寇再次來襲，掠走高麗漕運船上的120石穀物，而高麗政府徑直派人進入日本對馬島收回了被掠走的物資。
另一方面，從公元12世紀後半葉～13世紀後半葉這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對馬島與高麗簡直在進行著所謂的“進奉貿易”。缺乏耕地的對馬島為獲取經濟收益，向高麗王室進奉朝貢物品，高麗再下賜給對馬島相當於供品幾倍的貨物，實質上是日本地方政府對高麗政府的朝貢貿易。這種模擬中國中原王朝與藩屬國的交流模式，使得日本與高麗之間保持著相對平穩的關係。
直到忽必烈發兵日本之前的公元1272年，日本對馬島進奉貿易船隻還曾到過高麗金州，慶尚道按撫使害怕兩國來往被忽必烈知道，暗中讓日本船隻原路返回。
所以，儘管倭寇侵襲使得高麗不勝其擾，但高麗政府也慢慢認識到，倭寇行為並不是由日本官方支援或認可的，雖然日本幕府有縱容的嫌疑，但想到要捲入一場大戰爭，高麗人還是不願意在忽必烈征服日本的計劃中擔當積極角色。
忽必烈向日本派出黑的使團的那一年，是在他發兵圍攻南宋軍事重鎮襄陽城的前一年。黑的使團先行來到高麗，他們還攜帶了忽必烈給高麗國王的督促詔書：
“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以下，抑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等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故託卿之忠誠，卿其勉之。”
但《元史》對於這一批使者，卻有“未至而還”的記載，使節提出的藉口恰恰就是“大洋萬里，風濤蹴天”，這一點忽必烈在詔書中已經提前做了警告：“勿以風濤險阻為辭”。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氣（3）
黑的使團到達高麗之後，高麗國王派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等與其同行，但黑的等人到達巨濟島後返回高麗，最終到達日本的是高麗使團。
黑的使團之所以半途折回，是因為高麗人告訴他們海上風浪危險，而他們的警告顯然一度對使團產生作用。而高麗宰相李藏用的一封信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藏用在給使團的信件中極言日本此等“蠢蠢小夷”，“驕傲不識名分”，“欲舍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險阻，非王師萬全之地”，只要“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順其自然就行了，蒙古帝國在這個小邦身上不足以耗費過多精力。
到達日本的高麗使臣，除了向見面的日本地方官傳達忽必烈的資訊，還帶了這樣一封書信，大意為：“如果高麗人與蒙古人一起訪問日本的話，貴國會懷疑高麗，但這並不代表高麗的意願，而是迫於蒙古的命令不得已而為之。”
高麗的這種敷衍行為，當然不可能達到目的，他們甚至連日本幕府官員都沒見到就返回了。
此後，在大都面見忽必烈之時，高麗在解釋使節為何未能到達的奏狀中不僅以“風濤蹴天……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為由，還大膽地說出了本國的苦衷：“小邦自陛下即位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
忽必烈大怒，這位視天下為囊中之物的千古帝王顯然不相信風濤就可以阻止使節的腳步，他果斷地派出第二次赴日詔諭使節。
並且忽必烈開始清醒地認識到，高麗人不值得倚重和信任。
公元1267年夏天，他給高麗國王下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詔書，斥責作為“屬民”不僅不協助朝廷使節，反而從中作梗百般阻撓。
黑的再一次攜團前往高麗，忽必烈嚴令高麗國王必須遣使配合黑的等人一同前往日本，並要高麗“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期必成”，“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
高麗國王則故伎重演，硬著頭皮再次以“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為由，讓高麗大臣潘阜等持忽必烈簽發的牒狀及高麗國王書往日本。
潘阜使團在公元1267年11月到達日本對馬島，第二年正月間，輾轉到九州，將蒙古牒狀和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