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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手，還能做事情。大不了，自己不開車了。比起保爾、張海迪、桑蘭他們，幸運多了。我的雙腳好好的，能走路。比起這隻手，腳更重要，不是嗎？”
廖遠山沒有接話。他左手半握，在鼻子上按了按。鼻子酸酸的，有一種想放聲大哭的感覺。他也不知道，怎麼這些天變得特別容易傷感，可能正如聞笛說的，人一生病，就變得脆弱。
從計劃生育開始，廖遠山和牛有為聊開了。牛有為說，農村基層工作有幾大難，第一難是計劃生育。比如，二胎生育間隔年限和二胎結紮，政策裡有明文規定，可是實際抓起來，非常難。沒有兒子的，總想生個兒子，即使傾家蕩產也要生。這麼多年，農村老百姓貧窮的原因，其中有一條，就是生孩子生窮的。為了逃避計劃生育，東躲西藏，責任田荒廢了；孩子生下來，要交罰款，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前幾年，還有強制手段，嚴重的房子也拆。本來就窮，哪經得起這樣折騰？所以，地方財政收入數字年年上升，可是農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改變。想搞點副業，也不容易。碰上年成不好，一場颱風，果樹沒有收成；養雞養豬吧，不小心一場瘟疫，死個精光。還有老龍河，發起脾氣來，誰也不知道後果怎麼樣。
農業的出路在哪？農民困惑，幹部也困惑。有時候，政府想引導農民，可是效果卻適得其反。比如，前些年政府號召農民大種馬鈴薯，農民把水田、坡地，能種的地方全種上。結果呢？到了收穫的時候，突然傳來訊息，人家不收購馬鈴薯了。堆成山的馬鈴薯發芽發黴，變成爛泥。後來，城裡橘子好賣，又叫農民大種橘子，沒想到橘子收成，價格跌到兩毛錢一斤，連摘橘子的工錢都不夠，只好任橘子爛在地裡。這樣幾次三番，農民怕了，一聽政府號召種什麼，堅決不聽。田分到農民手裡，種什麼收什麼，全是農民自己打算，豐收歉收也是農民自己承擔。政府既沒有很好的指導，也不能分給他們農藥化肥。口頭上說，政府就是服務，實際上能服務多少呢？
在他們看來，政府能給他們的越來越少，他們要上交的越來越多。公糧、農業稅、各種各樣的集資費，建大橋修學校什麼的，不交不行，可他們的口袋裡掏不出錢。政府呢，也窮，窮得有時候幾個月也發不出工資。在這樣的情況下，計劃生育工作就更加難。不像經濟發達地區，集體財力雄厚，村裡自己有廠房有地出租，每年村裡的收入可觀，除了每月按人頭給農民發錢，年底家家戶戶還有一大筆進賬。孩子讀書，直到大學畢業，學費全是村裡出的；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看病也由村裡負責。他們的計劃生育工作非常輕鬆，農民都很自覺。因為集體可以控制他們的利益，誰違反了，本來應該發的錢就扣除了，直到落實為止。像豐安這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距離這個目標很遙遠，計劃生育工作依然是村鎮工作第一難。
接著，牛有為講了幾個故事。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
前年冬季計生高潮，牛有為帶著幾個人，到南水最邊遠的村莊——黃牛崬村。黃牛崬村有一個物件，已經生下一男兩女三個孩子，還是不願意做結紮手術。黃牛崬村在距離南水鎮市鎮三十里外的深山裡，汽車開到山腳下，剩下的二十里路得靠雙腳走。黃牛崬村是個小村，住著三戶人家。小村建在山窩窩裡，不通公路，不通電，沒有電話，完全與世隔絕。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出，那個小村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但既然小村是在南水的地界範圍，南水就得管。
管也不容易。那麼偏僻老遠的地方，誰天天去看著？等到有人報告，那裡有個女人肚子大了，二十里路趕了去，根本就見不到人影兒。山高林密，隨便哪裡一蹲，打破銅鑼喊破嗓子也沒有用。對其家人做思想工作，教育說服，他們笑嘻嘻地聽著，鬧半天也不明白你到底說的是啥。計生辦主任廖曉芳訴苦，牛有為親自率隊上陣。
翻過好幾座山頭，爬了一道又一道陡坡，在羊腸小道上跋涉將近三個小時，牛有為他們終於看見了黃牛崬村。太陽當頂，大家又熱又渴，一個個累得腿腳發軟，氣喘吁吁，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上來。帶去的乾糧大家分了，就著山泉水，胡亂對付了一下肚子，向著小村走去。
計生物件不在村裡。事實上，遠遠看見山路上走來一幫人時，他們還在吃午飯。等到一幫人到了村前，他們才不慌不忙地閃進後山的樹林。他在暗處，你在明處；他看得見你，你找不著他。一個上了年歲的阿婆坐在木墩上喂孩子，拖長音調招呼牛有為：“同志哥，來了呀。來，進屋喝茶。”
幾個人前後左右觀察了一遍，沒有發現目標。廖曉芳告訴牛有為，老人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