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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的記憶，’斯托伊切夫說，‘這裡有兩封信，還不清楚有沒有更多的。’他轉向管理員，問了個問題。‘是的，’他高興地告訴我們。‘他們已經用保加利亞語把這個印出來了我儘可能給你們一個最好的翻譯，以便你們做筆記。’於是，他斷斷續續地為我們譯出這兩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長大人閣下：我們在從拉奧塔到維恩的大路上已經走了三天。我們已經出了森林，來到開闊的丘陵地帶，四面都是起伏綿延的小山。幸運的是，我們在路上沒有看到異教徒的蹤影。
您最謙卑的基督僕從，奇里爾教友我主紀元六九八五年四月尤帕拉修斯院長大人閣下：我們離開城市已有幾星期，正公開地走在異教徒的領地上。我們看到兩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燒燬，教堂仍在冒煙。我們和出來迎接我們的人們不能多談，只瞭解到這些情況。我的大人，如果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儘快送達。
您最謙卑的基督僕從，奇里爾教友我主紀元六九八五年六月“斯托伊切夫譯完了，我們一聲不吭地坐著。信裡沒有明顯提到一個具體的目的地，沒有提到墳墓，沒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極了。
“不過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氣餒。‘有意思，’過了很久，他說。‘你們看，你們從伊斯坦布林帶來的信在時間上肯定是在這兩封信之間。在寫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間，他們穿過瓦拉幾亞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經清楚地寫出來了。然後是你們那封信，那是奇里爾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寫的，也許他希望從那裡把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過他沒辦法或不敢這樣做，我們無從得知。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們走的是陸路，就像撒迦利亞的《紀事》裡所描寫的那條路線。實際上，這肯定是同一條路線，因為這是從沙裡格萊德進入保加利亞的主要道路。’
“海倫抬起頭。‘不過我們能肯定這最後一封信寫的是保加利亞嗎？’”‘我們不能絕對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認。‘不過我相信這很有可能。如果他們從沙裡格萊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發，進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紀末期被焚燬，那麼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亞。’“我忍不住要表達我的沮喪。‘可再沒有什麼地方提到他們要找的那個修道院在哪裡，就算這裡就是斯維帝·格奧爾吉。’拉諾夫和我們坐在一起，瞧著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點點頭。‘奇里爾修士在信中肯定沒有寫下他們的目的地，就像他沒有在斯納戈夫這個名字前加上尤帕裡修斯的頭銜一樣。一旦他們被捕，這些修道院最終會受到極大的破壞，至少被搜查。’”‘這裡有一句話很有意思，’海倫已經作完筆記。‘您認為這是什麼意思？’“我立即看著斯托伊切夫，這句話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嘆了口氣。‘這有可能指修道院裡的一幅壁畫或聖像。很難想象這幅畫會是什麼樣子的。即便我們找到了斯維帝·格奧爾吉，一幅十五世紀的聖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裡，尤其是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燬過一次。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也許它是一個神學的附註，只有院長明白，而我們無法知道；也許指的是他們之間達成的一個秘密協議。不過我們得記住這句話，因為奇里爾修士把它作為一個標誌，表明他們找對了地方。’”我還在失望中掙扎。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原來認為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們尋找羅西的最後一把鑰匙，至少能幫助我們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幾幅地圖。
“‘有個更大但奇怪的問題，’斯托伊切夫一隻手撫著下巴。‘來自伊斯坦布林的信說，他們尋找的寶貝——也許是沙裡格萊德的一種聖物——在保加利亞的一個修道院裡，所以他們必須去那裡。教授，麻煩您再把那一段念給我聽聽。’”我抽出伊斯坦布林的那封信。我們在研究奇里爾修士的其他信件時，我就把它帶在身邊。‘它說，“……我們要找的東西已經運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亞人被佔領土上的一處安全之地。’”‘就是這一段，’斯托伊切夫說，‘問題是——’他那長長的食指敲著身前的桌子——‘比如說，為什麼一樣聖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運出君士坦丁堡，為什麼帕那克拉託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後把一件倖存的聖物送到保加利亞，為什麼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尋找這一特別的聖物？’“‘呃，’我提醒他。‘我們從信上知道，土耳其人的近衛軍也在尋找同樣的聖物，它對蘇丹也有某種價值。’”斯托伊切夫思考著。‘不錯，不過近衛軍是在聖物被安全拿出修道院後才去找它的。’“‘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