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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靜想起了自己的親人，其實她是不願去想親人的，她害怕想到親人。
她和翠玉一樣，都渴望得到幸福，因為她倆都是可憐且不幸的人，她倆受盡了命運的戲弄，多舛的命運讓她倆早早就飽嘗了人生的痛楚，親歷了生存之艱辛。
喬曉靜有兩個父親，一個父親是她幸福起點，也是她幸福的終結，這個人就是她的親生父親，他的意外離世，讓喬曉靜原本孱弱的幸福大廈徹底坍塌了。
另一個父親則是她不幸的開始，讓她徹底生活在了心靈的暗夜之中，讓她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讓她對未來失去了信心，讓她成了孤魂野鬼，這個人就是她的繼父。
這兩個在喬曉靜生命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男人，似乎合夥將她送進了不幸的狂濤巨浪之中，從那一刻起，不幸的洪流便呼嘯而來，勢不可擋，衝破平靜的堤壩，洶湧澎湃肆意張狂，沖塌了希望的燈塔，淹沒了希望的路途。
喬曉靜的生活軌跡和生命軌跡徹底偏離了此前的正常航道，駛向了一個又一個充滿恐怖的暗礁叢林。
翠玉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她也經歷了一系列變故，歷經悲慘生活，殊途同歸，最終先於喬曉靜跌落到了風塵之地---進了這種地方，對於女人來說，便貼上了不潔的標籤。
正如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頭所寫的那樣：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對於生活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底層百姓來說，悄無聲息的步入了一個騷亂不安的時代，各種小人物的命運被這個騷亂不安的時代所織就的大網捆縛著，其悲催的命運就此交織在了這張騷亂不安的大網之中。
喬曉靜和翠玉這樣的小人物，只是那個特定時代下的普通一員，但從他們的身上依然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小人物悲慘的命運。
喬曉靜一家三口生活在封建地主經濟還佔主導地位、物資被大地主佔有的中國西部，生活物資極度匱乏，生活資源捉襟見肘，經濟拮据，日子過得極度清貧。
喬曉靜的父親喬良年輕時曾經在一個地主家幫工，東家見他機靈誠實，而且與自己兒子年齡相近，便讓他陪自己的兒子讀了一段時間書。
這一經歷，對於喬曉靜的父親喬良來說，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意義的，他透過學習接觸，獲得了很多貧困家庭孩子根本不可能獲得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讓他明白了——知識是能夠讓他發現自身的無知和愚昧，讓他明白了生活原本並非現在這個樣子。
---這也許是他執意要讓自己唯一的孩子喬曉靜上學的原因，即使每天要步行將近一個小時的路程，還要受到村裡人的冷嘲熱諷和惡意指責。
按照當時鄉下人普遍的觀點，也是傳統的看法，男孩子才是是家裡的希望，他肩負著傳宗接代、光耀門楣的重任，起碼也是養家餬口的壯勞力；至於女孩子嘛，遲早都是潑出去的水，一切都要從權從簡從便，只要將她養得無病無災就行，反正長大後不管怎樣，找個婆家嫁出去就是了，根本沒有必要在女兒家身上花費太多心思。
可是喬曉靜的父親喬良卻不這麼認為，他從有了女兒喬曉靜開始，便一直都視她為家裡的希望，認為孩子應該接受知識，應該拓展視野，因為告別愚昧無知的生活。
當喬良提出想讓女兒喬曉靜上學的想法的時候，連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喬曉靜母親都倍感驚訝，她不敢相信喬良會有這樣的想法，她覺得喬良一定是腦子出了毛病，“一定是在晚上遇到了什麼髒東西，一定是得了魔怔”。
喬良卻堅定的說道：“我不想看著自己的女兒從一出生，就被硬生生捆綁在三從四德的囚車上，她應該有她自己的想法，更應該有她自己的生活。”
於是在喬曉靜到了可以上學的年齡，喬良毅然決然牽著女兒的小手從村中穿過，前往十多里地的一家小學堂，讓喬曉靜成了這家學堂自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女學生，也讓喬曉靜跟著二三十個男孩子在同一個屋簷下唸書識字。
儘管很多人並不能理解喬良的這一舉動，但還是有不少的婦女和女孩子對喬曉靜投去了羨慕的目光，那時的喬曉靜雖然不到十歲，但她能感受到這種眼神背後所傳遞的意思，她感覺生活在這樣的家裡，貧困簡單，卻很自豪很幸福。
“聽說你已經讓你的女娃去上學了，可有這等事？”在家族祭祀活動上，族長兼大財主喬寶財當著全族的人質問喬良。
祭祀活動在喬家祠堂舉行，祠堂寬大幽深，每隔五步有一盞油燈指引族人在黑天的時候進入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