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青春與戰爭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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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決了。

同樣，還是很多年後，移動劇團的老人們談起那次分手，那次大哭，有的人認為，鍾和何的大哭是因為失去這麼好的劇團，也就失去了為自己邀功的機會。這是一種可能，不過，這種說法又總是讓人有點隱隱的疑惑，在經歷了多年國共兩黨間慘烈的*之後，他們的記憶也發生了一些改變。比如，他們常常提起當年程光烈的壯舉，在面臨著日本軍隊追上來的關鍵時刻，為了使大家儘快撤離，他不顧危險毅然堅持留在火車上看守道具和行李，給大家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可是，他們沒有提到或是忘記了，當時，鍾志青也留在了火車上看守器材……還有何思源的種種：他的慷慨激昂，他的充滿“善意”的對年輕人的關心，他和大家一起唱歌，因為記不住歌詞而忍不住笑彎了腰……所有這些在日記中都有記載，現在說起來他們卻好像已經不能相信了。歷史改變著人，也悄悄地改變著人們的記憶，在國共兩黨愈演愈烈的生死鬥爭中，有些記憶被強化了，有些記憶淡漠了，失去了，迴避了。

然而，幾十年前，新來的團員石精一在第一時間裡，在日記中記下離別痛哭的這一幕時，充滿在字裡行間的卻是人與人的真實感情：

……這是會餐，又可謂別離之酒，所以我們應皆痛飲！朋友，同志！我們皆飲吧！飲盡這杯苦酒！忘掉一切的飲吧！別時容易見面難，我們更加儘量的飲吧！

結果，何廳長、鍾先生都醉了。鍾先生痛哭流涕，有戀戀不捨之感，同志！勇敢一點！“再會吧，在前線上。”

即使明日是敵手，今日也還是同志，即使身為兩個不同陣營，此刻也有難捨之情……我願意相信，除了政治信仰不同，他們之間或許還有著真情和人性，有著哪怕很短暫的共同的青春記憶。就像一次，榮老在接受採訪時隨口說出的：我們關係不錯，有感情！

這是實話。

這也是處在“*”時代的人根本難以想象的複雜歷史。

走，到延安去

1938年的夏秋之交，和很多人一樣，移動劇團的年輕人來到西安，下決心克服重重困難奔赴延安。

通往解放區的路有很多關口，需要護照，這並沒有難倒大學生們，經過王拓的一番努力，總算把馬占山挺進軍師部的護照弄到了手，但還是找不到適合的交通工具。一次次的聯絡總讓人大失所望。有人告訴他們到延安去要注意的事情：路上說話要小心；進延安城時紅軍檢查甚嚴；陝北偷風頗盛，揩油還是小事……他們都一一記在心上。

天氣時好時壞，汽車、馬車都弄不到，一連二十多天都走不成，大家的心情從焦慮變得煩躁起來，一天，程光烈因事和同伴起了爭執，發了脾氣，榮高棠也控制不住地想要辭去總務的工作，但很快他們又開會統一看法，安頓了大家的情緒。

10月6日，又是一個雨天，總算有好訊息傳來，八路軍辦事處有車出發，但只能先走兩個人，榮高棠、姚時曉兩個開路先鋒，急忙捆行李趕去上車。

又過了幾天，其他人終於分別坐著馬車、毛驢車離開西安，開始了向延安的進發。在泥濘顛簸的路上，國統區漸漸地留在身後，再往北走，除了病號，多數人開始步行。儘管他們把大部分東西都留在了西安王拓表哥處，但身上依然揹著沉重的行李。雨漸漸地停了，西北的太陽火辣辣地照耀著他們，路上開始揚起黃土，他們風塵僕僕日夜兼程。急速的行進中，程光烈的腳又腫得邁不開步子，張昕病了，躺倒在毛驢車裡，懷中仍舊緊緊地抱著那個大個的洋娃娃。

終於到達延安了，在照像館裡留下最後的合影。一排右起：榮高棠、盧肅、楊易辰、石敬野、葉寶琛。二排右起：管平、饒潔、張昕、莊璧華、江友森。三排右起：王拓、張楠、姚時曉、戴厚基、程光烈、李景春

經過了十來天的翻山越嶺長途跋涉，他們終於到達了延安。當那個傳說中的寶塔山遠遠地出現在蔚藍的天空下時，灰頭土臉的他們再也抑制不住發出了歡笑，楊易辰帶頭喊起來：“到家了！我們終於到家了！”大家一起放開喉嚨喊著，每個人的眼睛都溼潤了。

劇團住進了西北旅社，前期到達已經在魯藝當了教員的荒煤聞訊趕來看望他們，又過了二十天，劇團在進行了最後的一場演出後，被分散到各個學校和組織中去：

榮高棠、楊易辰去了馬列學院；姚時曉、方深、莊璧華、胡述文去了魯藝；張楠、管平、王拓去了組織部訓練班；張昕去了陝公高階班；幾個新來的年輕人去了抗大……

清晨，年輕的人們打起揹包，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