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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處，下節將有詳述。
費舍（）研究了同性戀者與子女的關係。許多同性戀父母具有子女撫養權並非常擔心會喪失這一權利。研究檢驗了以下三項假設：
子女會由於父母是同性戀者而蒙受侮辱；
子女會由於父母的同性戀傾向產生自身的性角色衝突；
同性戀的家庭環境不如異性戀家庭環境。研究結果否定了這些假設，反而發現同性戀父親與子女的關係比一般親子關係要好，但前提是告訴子女自己是同性戀者。原因在於同性戀者在工作居住等方面受到種種懷疑和歧視的情況下，更加需要子女及其朋友們的瞭解和支援。（費舍，
年）
基本事實
全景描述：次屬群體內的行為方式
眾所周知，廣大異性戀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有首屬群體（）和次屬群體（
）這兩重生活和兩種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夫妻關係中的角色；後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場上買賣雙方關係中的角色、醫生病人關係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戀群體中的首屬與次屬的兩重生活和兩種角色與上述關係類似。在這個獨特的亞文化群體中，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擁有一些首屬群體生活，扮演著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長期的親密同性戀伴侶生活，隱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個人又不同程度地捲入一些次屬群體生活，即所謂“社會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戀的聚會地點與不熟悉的同性戀者聊天、喝酒，甚至發生偶然的性接觸，雙方互相不通告姓名地址，以後也不會再接觸。用同性戀者的話來說，這屬於“發洩完就走”一類的行為。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到同性戀社群這兩個方面的生活。我們認為，首屬群體內的行為是比較純粹的同性戀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戀現象的本質，因此應當是我們研究的重心。
但由於研究是從次屬群體行為開始的，也有必要對“社會上的”同性戀次屬群體行為作一全面勾勒。
我們的調查物件有的經常出沒於北京各同性戀活動場所。由於常到這種場所活動，他們中間有些人自稱為“我們社會上的”或“我們常到社會上走動的人”。還有些人不承認自己是“社會上的”，並對“社會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為表示反感，但是這些人不否認自己有時也偶爾在社會上走動。例如，一位偶爾到社會上走動的
多歲的同性戀者說：“我不願意在人前表露出這種意向。對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搖的人不喜歡。他們沒把我們放在眼裡，覺得我們不夠等級，我卻覺得他們給我們這種人帶來恥辱。他們有他們的等級觀，我們有我們的等級觀。我見到這樣的人就躲得遠遠的，也不想了解他們。我覺得他們層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較低，俗裡俗氣的，我不喜歡他們。我認識的人比較正人君子
”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許是虛偽吧。”這位同性戀者還提到自己喜歡的一個伴侶，說“他不是社會上的人，他也不喜歡這些人。他不讓我問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來，首先，在“社會上”（即同性戀活動的公共場所）發生的活動，只是同性戀活動的一部分。我們調查物件聯絡的其他同性戀者有很大一部分從來不在“社會上”走動。其次（但並非比第一點次要），到“社會上”活動的人所屬的社會階層也許不如那些不在“社會上”露面的人地位高。這一點有個很好的解釋：因為地位高的人擔心失去和能夠失去的東西要多些，如名譽、優越的職業地位等。據我們的調查物件說，北京的同性戀文化群體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藝界體育界中。他們的身份一旦暴露，則可能失去的東西就遠比一個普通職工或無業青年要多。儘管屬於同性戀群體的人在文化層次和社會地位上差異懸殊，他們卻有一種獨特的等級觀與外面的世界（異性戀世界）形成對照。一位常在社會上走動的同性戀者說，“我們這樣的人各行各業都有，從掃大街的到領導幹部都有。在這裡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經常在社會上走動的同性戀者？據一位經常出入這種場所的調查物件說，全北京至少有
多個同性戀者他可以達到見面眼熟的程度，僅他居住的
區就有
多名。加上大量從不在社會上活動的同性戀者，人數還要更多。據另一位調查物件估計，北京男性中有是同性戀者，那麼在全北京
萬左右男性公民中當有
萬人。
我們認為這一數字還是比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調查表明美國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