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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權利罷免公權力使用者，可是那就能完全避免貪汙**嗎？以皇帝手握生殺大權之威尚且不能根除貪汙**，無論多麼鐵血的帝王也做不到，甚至很多情況下，皇帝都只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厲行反腐，會讓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脅。
蘇寧想過很多種辦法，從擴大御史數量到修訂法律，在這個時代所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嘗試過，力圖做到最好，可是在李二陛下時代，依然發生了三大港口的貪腐事件，李二陛下大開殺戒，殺了近一千人，廢掉了幾百名官員的職位，轟轟烈烈的大航海行動幾乎夭折，以貞觀時代的朝廷政治清明程度尚且難以抑制大貪腐事件的發生，又談何其他時代呢？
李二陛下在位的時候，有些話蘇寧不敢說，李二陛下也絕對不會接受，但是從小就相識的李承乾卻不一樣，比起李二陛下在刀光劍影和陰謀詭計中的成長曆練。李承乾接受的是正統教育，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蘇寧很大的影響，在行為處事方面，較之於李二陛下，更傾向於使用溫和談判的手段來解決而不是以刀和劍去解決，這是李承乾的優勢所在。
所以在李承乾即位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每一次和李承乾奏對的時候，蘇寧都會把自己的想法一點一點的灌輸給李承乾，告訴他，自上而下的反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皇帝個人的言行好惡只能起得了一時的作用，而起不了永遠的作用，若要起永遠的作用，首先就要以法律的形式把這些條文給確定下來，使之成為國法。其次，就要在手段和方式上下功夫。
昔年諸葛亮治理西蜀，第一步就是召集法正黃權等大臣一起制定了嚴苛的《蜀科》，有人說這樣做是否太過嚴厲，容易傷害當時立足尚不穩定的劉備集團和蜀民之間的感情，但是諸葛亮說，亂世重寬容，弛世用重典。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戰爭的威脅。生產力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溫飽水平達到之後，自然就會追求更高水平的東西，貪汙**和犯罪就會滋生。
這個時候如果不用嚴苛的法律把人們的行為規範住，那麼民心就會敗壞。道德就會淪喪，劉璋治理蜀地被人稱之為闇弱，就是如此，外界雖然動亂，可是蜀地歌舞昇平。整個蜀地就是貪汙**的溫床，蜀地經過劉焉劉璋父子數十年的治理，尚且在兩三年之內就被劉備攻取，那麼多人投降附敵，原因就在此。
但是蘇寧對於諸葛亮的話做了引申解釋，蘇寧對李承乾說，我們的外部環境不夠安穩，但是內部，神州本土已經相當安穩和平，經濟發展很快，百姓生活越來越好，似乎已經到了使用重典的時候，但是千萬那不要忘了，百姓是我們的根本，我們最擔心的是百姓造反，而如果沒有外部因素，很難想象百姓會主動造反，自古以來人們都說官逼民反，官不逼，人民生活有著落，為何要造反？
真正需要用重典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員，我們制定的民法可以寬容，可以溫和，多多采取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儘量不要去打擾普通百姓，而真正需要控制和對付的，就是各地官員和各地豪強，漢初因為使用黃老之術，在幾十年裡面為漢朝積累了強大的國力，為反擊匈奴奠定了經濟基礎，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豪強橫行，官府與之勾結，使得百姓不知有朝廷，不知有皇帝。
所以，我們需要對官員和豪強使用重典，以法家之術對之，對於平民百姓則使用溫和的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儘量不要去打擾他們，交夠了賦稅，沒有犯罪，那就可以了，讓他們繁衍生息，多多生孩子，積累人力物力，藏富於民，等到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感念於朝廷恩德，自然會效命，至於原本就擁有大量財富和勢力的豪強，則要抑制，不能使之魚肉鄉里，對於掌握大權的官府，則要監察，不能使之橫行鄉里，魚肉百姓，更要防備他們和豪強聯合，隻手遮天。
想要做到這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我們對付商人很簡單，不允許商人以及其子孫後代做官，一人經商，全家及三族之內親屬不得入仕，主要以學習法家之術的官員充當當地官員，充當市舶司的官員，嚴防商人**，但是對付地方豪強和官府**，卻是很嚴重的問題，需要小心謹慎，一著不慎，官逼民反，我們是鎮壓，還是不鎮壓？
法家之術和黃老之術交替使用，雖然說起來好聽，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又該如何呢？其中有太多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朝廷官員終究難以把握，所以，應當把這份權力下放給當地人，組織民眾推選德高望重之輩擔任鄉間三老，並不一定要年齡大，有德才，有名望，足夠公正，就可以做三老，為民間代表，與當地官府一起治理地方。
本地人總會照顧本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