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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領導內行，政治代替專業，一意媚上……這些官場弊病，在回河之爭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醉翁，朝堂袞袞諸公，無不是孔孟門徒，學的是儒家教化，詩詞歌賦，文學造詣，冠絕歷代。可是孔老夫子沒有告訴人們如何治河，孟老夫子也沒有教給後人理財，至於天文、曆法、算術、測繪、地理、工程……更是一點沒有，光是會做人，就能做好官嗎？光是品行高潔，就能富國裕民嗎？”
“先秦時候，儒家弟子尚且學習六藝，漢唐的詩人儒者，無不能提三尺劍，為國戍邊，征戰沙場。到了大宋，承平百年，文恬武嬉，儒者皓首窮經，再也不能仗劍殺人，更捨不得親力親為，只知道閉門造車，坐井觀天。假如朝堂之上，能有一半的大臣肯沿著黃河走一走，肯拿起尺子，測量河道落差，肯觀察水勢情況，就斷然不會支援恢復故道這種荒唐的主張！”
王寧安沉重說道：“醉翁，晚生不敢詆譭儒家經學，但是晚生以為光靠著經義，遠遠不夠，朝廷需要方方面面的專業人才，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醉翁應當把這副擔子挑起來，替大宋培養真正有用的人才，晚生不才，願意傾盡全力，輔助先生，不管用錢，還是用人，晚生都竭盡所能！”
聽完了王寧安的長篇大論，歐陽修震驚了。
王寧安給了他一個全新的角度。
以往歐陽修總是認為夏悚等人主張回河，是私心作祟，不顧蒼生黎民，是小人，是奸佞……至於富弼和韓琦，他們沒有仗義執言，沒有勸諫皇帝，就是逢君之惡，失去了風骨，十分可惡！
正因為失望，歐陽修才想辭官不做，不和他們同流合汙。
可是王寧安的一番話，讓歐陽修有了更多的思考。
自從科舉制確立以來，以文章經義選官，只要學問好，就能牧守一方，宰執天下，這並沒有錯，可是光有會寫文章的人成嗎？
儒家子弟總是宣揚一竅通百竅通，懂了聖賢之道，學會了最高深的學問，其他的東西還不是手到擒來，輕而易舉。
歐陽修曾經深信不疑，可是這些日子以來，根深蒂固的觀念徹底動搖了。
王則叛亂，面對成千上萬的人馬，他束手無策，面對黃河改道，他幾次上書，卻石沉大海，一點用處沒有。
聖人之學，說到底是教人做人，做官的。
唯獨沒有教人做事！做實事！
官員想的是利害得失，想的是頭上的帽子，屁股下面的位置，就拿富弼和韓琦來說，幾年之前，他們是慶曆新政的干將，不計得失，一心為國……經過了挫折之後，他們鋒芒收斂，變得溫文儒雅，舉止有度，堪稱標準的宰輔。
回河之爭，他們不再以蒼生為念，失敗了又如何，反正有夏悚頂著，成功了也不過是賈昌朝撿便宜……
天下事壞就壞在了黨同伐異上！
要想治療痼疾，最好的辦法就是專業。
“醉翁，其實阻止修六塔河並不困難，只要計算出河道落差，還有黃河的水流量，一尺長的腳，總不能穿半尺的鞋吧？之所以困難重重，就是我大宋計程車人缺少務實精神，凡是靠著想象，靠著腦袋一熱，全憑感性熱情，缺少理智思考，又人云亦云，盲目跟隨，才會出現一大堆的問題，晚生以為，糾正世風，大力辦學，刻不容緩，醉翁以為然否？”
歐陽修愣了一下，突然老臉通紅。
初到滄州的時候，王寧安就和他辯論過慶曆新政，這一次王寧安的話，又點出了更重要的問題。
當初幾位相公不就是為了洗雪西夏之恥，急於富國強兵，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腦袋瓜發熱，一股腦丟擲一大堆的新政，眉毛鬍子一把抓，結果草草收場……假使當年能仔細研究推敲，真正去走訪百姓，下功夫研究，提出的策略更加合適，慶曆新政沒準就能推行，大宋說不定就會中興……
想到這裡，歐陽修越發覺得王寧安的提議太好了。
辦學！
辦一所前所未有的學堂！
不光教給學生聖人微言大義，還要教給他們天文曆法、兵書戰策、算學醫學，總之一切有用的學問，全都能學到！
歐陽修像是瘋了一樣，喃喃自語，臉上冒著紅光，眼睛越來越亮，激動得渾身顫抖，他終於想通了，困擾了多年的心結開啟了。
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
慶曆新政就是個不成熟的早產兒，夭折難免。
要想救國救民，就要從教化開始，從培養人才開始……王寧安這小子真是個鬼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