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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得很，任必達本人在高崗村就有房子。
說起房子，勾起了任必達的滿腹回憶，這個精明的中介經理大概想讓這套房子多一些傳奇色彩，和趙澤君聊了不少往事。
他祖父解放前就住在宜江市附近，那時候宜江市就幾萬人口，前後兩條大街，說是城市，也就是個規模稍大點的鎮子，高崗村那一片當時屬於郊區農村。解放後城市擴大徵地，任必達祖父就成了高崗村的第一批住戶，在村裡有四套連在一塊的房。
任必達的祖父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去世後，三套給大兒子，也就是任必達的大伯，一套給任必達的父親。剩下那個女兒早就嫁人了，一毛錢沒分到。
任家人也算是命苦加倒黴，上兩輩子人都沒活太久，任必達十歲出頭，他父親和大伯又去世了，任必達老媽改嫁，對方男人就一個條件：不許帶任必達這個拖油瓶。
於是房子又傳到了任必達手上，十歲出頭的任必達一個人住在高崗村那間‘一室一廳’裡，每個月從後爸手裡領點糧票，逢年過節偶爾親媽會偷偷給他塞半斤糖票二尺布票，混著混著就長大了。
任必達十幾歲就出來討生活，在火車站賣過雞蛋，在街上投機倒把買冰棒，就這麼一分錢兩分錢的攢，改革開放後深圳宜江市兩頭跑倒賣錄音機，終於在三十多歲賺了一筆錢，和幾個二道販子朋友一塊，開了這家愛家地產。
這段經歷差不多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的真實寫照，趙澤君聽完，點點頭，說：“任總，你不容易啊。”
“嗨，是我多嘴了，白白耽誤你時間，這不是聽你要買高崗村的房子，我琢磨著跟你交代仔細一些，哪知道說著說著我自己就剎不住車了。”任必達不好意思笑道。
“那你這個房子，就是剛才說的那種一個堂屋，一間臥室的？”趙澤君問。
“對。”任必達說，“高崗村大部分都是這類的。”
“價錢上呢？”趙澤君問。
任必達砸吧砸吧嘴，似乎猶豫了幾秒，才下決心，說：“哎，老房子，留著它沒人住，真要賣，還是有點捨不得，畢竟我在那住了十幾年。這樣吧，就按照我們剛才說好的，三萬。”
趙澤君沒說行或者不行，反而搖搖頭笑了起來。
“任總，你太會做生意了，你不發財那叫沒天理！”
這個任必達，一臉老實相，說出來的話好像也是掏心掏肺，一直在為對方著想，最初勸不要買高崗村的破房免得被套，然後又講了個頗為感人的個人奮鬥史，賣慘求同情，賣理想求共鳴，一個窮小子依靠個人艱辛奮鬥誠信經營改變命運的童話故事頓時躍然紙上，聞者無不感染心動。
屁！
從一開始，這傢伙聽自己說要買高崗村的房，他就在有意做套，這三萬的報價要是沒水分，趙澤君都能把自己眼珠子扣下來。
兩輩子和各路買賣人打交道，趙澤君就明白一件事：有錯買的，絕對沒有錯賣的。
再說了，改革開放第一批富起來的人，有奸人，有惡人，有渾人，有聰明人，就是沒老實人！做投機倒把起家的，哪個不懂利益最大化，把低買高賣玩到了極致。
上輩子趙澤君某種程度也是這樣的人，這和個人品行道德無關，只要不坑蒙拐騙違法亂紀，透過提高商品質量和談判技巧來追求利益，無可厚非。
追逐利益，創造價值，是商人的職業道德，也是商人證明自己的手段，本質上和當官造福一方，做老師教書育人沒區別。
可以一手大把賺錢，另一手轉手就把賺的錢散出去，交朋友，甚至做慈善，這兩者並不衝突。
同樣的，趙澤君還價也是天經地義。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一開始不就說好了三萬嘛。”任必達說。
趙澤君也不著急，笑著說：“任總，問題是，一開始你沒告訴你有房子啊。在告訴我你有房子之前，你就跟了我一個‘市場價’，然後忽然告訴我你正好有一套房子，按照市場價賣給我，這個套也太明顯了點吧。”
“你這個小老闆，心眼太多了。”任必達給說笑了，即不承認，也不否認，沉吟了片刻，說：“這樣吧，中介費我就不要了。”
“任總，你自己的房子，咱們等於是直接房主和買家交易，你還提中介費？再說了，就是按照三萬算，三個點的中介費也就一千塊不到。”趙澤君說。
“小老闆，怎麼說呢，三萬不便宜，可是我也不急著賣。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任必達說。
“是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