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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協及後世大眾的普遍認知當中，古代那些士大夫都是有著光輝外衣的聖人。他們秉承儒家理念，效忠朝廷，道德至上，為了天下蒼生的福祉可以拋頭顱、灑熱血，雖九死亦無悔。
可現在從董卓口中聽到的事實，似乎並不是那樣。
“陛下，你不知道這些士大夫對廢立一事的反應，但你應該記得，當初某家提議遷都長安之時，滿朝公卿的反應吧？”在劉協還震驚於之前的懷疑時，董卓又悠悠飄出了一句頗有深意的話，立時讓劉協的思緒隨之流動。
董卓口中之言，是關東群雄起兵討董卓、董卓商議遷都以避禍之事。當時劉協已為當今天子，自然記得那件事引起滿朝風波，遭到了士大夫們一致的強烈反對。先後有河南尹朱儁、司徒楊彪、太尉黃琬、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等人冒死勸諫。董卓為此還將楊彪、黃琬兩人罷職，處死了伍瓊、周毖等人，這時士大夫的抗爭與董卓廢少帝時的沉默，簡直判若兩界。
這樣看來，這些士大夫並不是怕死，也不懼怕董卓的武力。可為何這兩件同樣動搖漢室根基的大事上，他們的反應卻如此截然不同？
劉協的大腦此時已經攪成了一團漿糊，歷史深幕後的秘密太過陰沉，他這位只有農村村委會主任智商的現代人實在推測不來。然而，就在他頹然打算放棄的時候，卻看到董卓眼中那一抹充滿著戲謔的光芒，瞬間打通了他大腦當中的桎楛，明白了這一切到底為什麼。
有人曾經說過，理解歷史，必須將個人帶入其中，懷著一種‘理解之同情’的心態才能明白當時人的所作所為。時代環境和思想雖然日新月異，然而人性卻千年不變，漢代計程車大夫與一千八百年後的現代人，在人性上並沒有兩個世界的差距。
任何人或任何集團做任何事，都有著前因後果。而跳出這兩件事便可看出，士大夫階層在此之前其實一直都在奮鬥著一件事。
從東漢後期整個歷史來看，士大夫這個階層一直處於十分弱勢的地位。他們雖然有著治國安邦的理念，也有著為蒼生萬民謀福祉的決心，但實現這一理念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們需要在強有為的皇權支援下才可改良政治。
然而，東漢末年的朝廷簡直就是一場可憐可笑到家的鬧劇，外戚和宦官兩股勢力輪番在權力舞臺上唱著主角，將心懷滿腔抱負計程車大夫集團排擠在場外。尤其宦官集團，對於士大夫有著天然的仇恨。士人奮起抗爭，結果遭來了兩次“黨錮之禍”，一百多人慘死獄中，六、七百人被終身禁錮，不得做官。
士人自此對宦官恨之入骨，水火不容。也因此，出現了士大夫集團當中的領軍人物袁紹借何進那位屠夫的刀誅殺宦官一事。可以說，士大夫在這次最後一搏時做得很不錯，只可惜他們沒有想到，在外戚和宦官同歸於盡的時刻，外來的武人董卓卻雷厲風行地攫取了他們的果實。
如同董卓廢立皇帝是為了攫取最大利益一樣，士大夫們對於廢立皇帝一事態度曖昧，也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所以在董卓廢少帝時沉默，恐怕是擔心遭到少帝與何太后的報復。
當初，就是他們鼓動大將軍何進誅殺宦官，結果何進被宦官殺死，何進之死他們難辭其咎，這是其一；
何太后一向寵幸宦官，而士大夫們在何進死後，把宦官趕盡殺絕，恐不為何太后所容，這是其二。
即使董卓不實行廢立，若是士大夫們掌權，他們恐怕也要採取一定的行動的。而在董卓遷都時所以抗爭，是因為在遷都之後，士大夫們將孤立無援，失去根基，成為案板上的魚肉，士人集團若想掌權將難上加難。為了士人掌權的最後一絲希望，他們不得不起來抗爭。
於是在廢少帝，立陳留王的時候，就出現了這麼出人意料的一幕：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居然是士人集團的首領，時任輔政大臣的袁隗親手執行了廢立的程式！——這是士人集團考慮到自身利益向董卓做的妥協。
於是，在董卓要遷都長安之時，他們奮死上書，慷慨激昂，面對殺人如麻的董卓，他們可以連性命都不要——這是士人集團在絕望邊緣發出最無助的吶喊。
也於是，劉協終於對這個時代有了最真切的瞭解。他不再對董卓有著先入為主的仇視，也不會對擁有著悠久美名計程車大夫集團抱以期望。他現在唯一想知道的，就是如何在董卓和士大夫集團當中，使得自己屁股底下的皇權得到最最佳化的妥協……
由此，他這時必須瞭解董卓和士大夫之間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