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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解放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周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6年，到北京出席魯迅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的曹聚仁到八道灣拜訪了周作人。之後，曹在《與周啟明先生書》中寫道：“我們那天又談到了魯迅的作品，魯迅自己推薦了《孔乙已》，因為那一篇小說寫得從容不迫”，“我那天說到了自己的愛好，我是最喜歡《在酒樓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說法，你說，這是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1957年，周作人的女兒靜子在西北大學簡報發表《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一文。1961年10月，周作人代靜子寫紀念魯迅的文章（見張鐵榮、張菊香合編《周作人年譜》）。有研究者認為，1957年周靜子的《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行文風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周作人也將此文收入其《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因此認為，《回憶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也是周作人為靜子捉刀，只是周的日記並未記載。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閒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裡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幹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周氏兄弟在離世之際，都是閱讀對方的文章。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
當時周建人青梅竹馬的表妹因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周建人與芳子婚後，信子更加肆無忌憚地使喚二人。夜深了，她不讓芳子回房照顧自己的孩子；她經常使喚周建人，動作稍慢就訓斥：“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中國人！”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遷到北京後，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揮霍，十分羨慕，對信子言聽計從，效仿信子，貪圖享樂，常埋怨丈夫無能，不會賺錢。一次，周作人夫婦、芳子帶著孩子去遊玩，周建人準備同往，沒想到，他走到車子旁邊時，芳子一臉不屑地說：“你也去嗎？”周建人看著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難受。
周建人到上海後，希望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讓妹妹離開，芳子也不願離開，反而經常寫信向周建人要錢。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患了飛機和，芳子仍拒絕到上海照顧丈夫。五年後，心灰意冷的周建人與王蘊如結合。
魯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魯老太甜八十壽辰，周建人、王蘊如到北京為母親祝壽。結果，信子、芳子大鬧壽宴，周建人與芳子的長子周豐二更是手持軍刀從屋內衝出，要砍周建人，被親友攔下。此後，周豐二打電話到日本領事館，要求他們扣留周建人，將其“法辦”。周、王二人無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時候，魯老太甜傷心地對俞芳說：“如果大先生還在，八道灣不敢如此囂張……”
抗戰爆發前，馮雪峰認為，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勢力，他隱約表示讓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對周建人說，生物學家秉志由上海一家（書局）供養著，周作人只要願意來上海，生活完全不成問題，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可以供養。周建人想起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於是致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復。
壽宴之後，周作人不再給八道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