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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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韋回憶：“周作人不講自己好，也不講自己壞，對任偽職事不願多談。……我曾有意與他談談這個問題，……但基本上失敗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帶愁苦的表情，說：‘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願談。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則說‘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講，似乎沒有發生過，又似乎已經發生了，但過去就過去了，不再值得講了。”

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胡適：“（胡適）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惟如為了投機而罵之，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曾熱烈地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地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信子去世之後，周作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雖然稍覺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於我也適宜。擬俟稍靜定後可以多做點翻譯工作也。”

【悲觀】

1923年7月，與魯迅反目後的周作人在《尋路的人》一文中寫道：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李大釗的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語絲》被禁（周作人和劉半農曾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了一週），使得周作人的思想發生了轉變。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發表《歷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10月1日他發表《青年脆》一文，“近兩年來中國到處是人頭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謂“脆”就是死亡率高。

這年11月，周作人發表了《閉戶讀書論》，從此以後那個曾和民族共同體共命運，與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稱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周作人在給俞平伯的信中稱為“大誤”，並說“自審近來思想益銷沉耳，豈尚有‘五四’時浮躁凌厲之氣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壽辰時，作打油詩二首。其詩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閒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其二雲：“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常風回憶，1938年夏，葉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時受中研院與北大委託勸說周作人南下。葉在北平的兩個月間，多次與周見面，但每次周總說南下有種種困難，並請葉代為向在南方的朋友們說明。葉離開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辭行，臨別時，週一直送至街口，時天色已晚，常風在汽車裡“隱隱約約看見周作人孤單單地站在那裡。一陣秋風落葉掃地而過，他還兀然不動望著即將開動的汽車向我們揮手。我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車子開後葉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沒說話……車子開到大街上後葉先生才嘆了一口氣，‘苦雨齋將來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佛緣】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歸來，走進內堂大門，彷彿看見一個白鬚老人站在那裡，轉瞬卻不見了。後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見白鬚老人的傳言不脛而走，後來竟變成了老和尚。此後，周作人就傳言是老和尚投胎轉世。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間，便開始研讀佛經，並且讀經頗多。魯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間，經常前去探望，給周作人帶去佛經，從魯迅日記看，魯迅常特地去給周作人買經書。

周作人研究佛經，在一些文章裡也經常引用佛理，如《山中雜信》、《勝業》、《吃菜》、《入廁讀書》、《談戒律》、《釋子與儒生》等。但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裡，在他的文章裡再也難覓與佛有關的片言隻字。研究者認為，這其中緣故，可能與他晚年對現實的頓悟有關罷。

【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