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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女沈朝慧被登出了北京戶口，沈從文心急如焚，萬般無奈之下，給在青島大學曾經教過的學生江青寫了一封信，請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迴音。而讓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坦言自己是沈的學生，並說沈的妹妹經常邀請他到沈家，沈從文對她很是欣賞，為了訓練她，讓她每週寫一篇小說。因為此，沈在江青倒臺之後還要交待與江青的關係，他氣憤地說：“這妖婆真真假假胡說一通。”
1969年，沈從文去革命歷史博物館（時歷史博物館已經與革命博物館合併）領發還給他的東西，被告知東西已代為“消毒”。沈從文對他們焚燬書籍的行為極為氣憤，多年後，還對前去探望他的楊苡說：“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書全都沒有了！”
1971年，沈從文血壓高達240/150，心臟隱隱作痛，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幹校終於同意沈以請假的方式回京。此時，沈從文在北京的三間宿舍被強佔去兩間，幾十年所收藏的心愛之書及傢俱，滿堆在院子裡任人踐踏，日曬雨淋。沈從文怕傢俱和書壞掉，便送給需要的朋友們。研究梅蘭芳的徐城北曾到沈處拿走了一些書。剩下的書，由黃永玉的夫人幫忙，7分錢一斤處理掉了。
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告訴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還是要出版的，讓他抓緊時間校訂。於是沈在病中開始了緊張的修訂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間，把圖錄分門別類貼在牆上，又在房間裡掛了五根鐵絲，把影象掛在上面。他凌晨3點就起床工作，院子裡的老大媽們看他房中的燈老亮著，怕他出事，便去敲門，聽到裡面有人應聲才放下心來。一位年輕人擔心他，從門縫裡看去，看見他一手拿著毛巾，捂著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奮筆疾書。等門開了，他看見年輕人眼裡的淚水，歉意地笑笑說：“有什麼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的這間小屋：“無一處不是書，不是圖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紙條，任何人不能移動，亂中有致，心裡明白，物我混為一體。床已經不是睡覺的床，一半堆隨手應用的圖書。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寫字。夜晚，書躺在躺椅上，從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書上。”
王亞蓉第一次去見沈從文，走進東堂子衚衕那間小屋時，沈的口鼻間還有未擦乾淨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書，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貼滿圖片和字條，連床上也堆滿了書。而和老友聊天的沈從文卻滿臉都是燦爛的微笑，快樂地講述著他的工作。
張兆和從幹校回京後，在離沈從文的住處二里外分得兩間宿舍，黃永玉將表叔表嬸的這兩處住所稱為“飛地”。沈每天到張的宿舍吃晚飯，並將第二天的午飯、晚飯帶回。夏天屋子裡悶熱，家人怕他帶回去的飯菜餿掉，他卻說：“我有辦法。”大家都很好奇，問他什麼辦法，他說：“我先吃兩片消炎藥。”
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進行研究，沈從文儘量避免會客，他在門上貼個通告，以各種理由拒絕客人，比如：“本人患嚴重傳染病，最近不能見客人”、“本人心臟病發作，遵醫囑不能見客”等。有時張兆和便站在門口替他擋駕，但他在窗縫處看到來人是他想見的人，就馬上出來說，這個人我要見，張啼笑皆非，說沈當眾讓她出醜。
沈從文從湖北迴京後，一直希望能有個助手，老友給他介紹了王亞蓉。經過重重波折，沈終於申請將王調到了博物館，但博物館卻讓王去臨摹古畫，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從文對此很是生氣，他在給長子的信中說：“館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說‘沒有預算’，不給一個人。”館中領導本來給他撥了一個臨時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個月，卻不給助手工資，還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資。接著，館中又藉口此人思想不好，將其調離博物館。
1973年，加入美國國籍、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許芥昱回國，他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回國後，提出要去拜訪老師。因為有關部門怕讓“外賓”看見沈住處的窘況，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學生。面對學生，沈只說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護。許提出上老師家中拜訪，沈拒絕了，惹得許以為沈怕讓自己見到家中的珍貴資料，其實，沈從文只是擔心家中景況給國家“抹黑”。
鍾開萊回國時，沈從文去賓館看望他，總說自己身體很好，還吹牛說，他們十幾個人曾到黃山去玩，他一馬當先，第一個登上黃山之巔。
房子問題幾乎困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