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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政府的二品大員和著名學者，一生著述甚多，卻為人極是淡泊閒逸。黃老先生曾經在為清廷經手一件極正經的差事之事，為四川雅安金鳳寺的恬靜風光所吸引，一踏足進入寺內，與寺內的一位能文善詩的和尚酬唱甚歡，流連多日，竟把自己正經的差事丟到了腦後。上司頗是惱怒，仍動手參劾他。執筆的幕僚潦草地將此事歸結為“流連金鳳”四字。朝廷誤以為“金鳳”是妓女名。當年，清朝的官吏都是明令不容許狎妓的。黃雲鵠差一點為此遭到了朝庭的嚴譴。所以，一般的時論，都認定黃侃不僅是繼承了父親的“痴”的，他還將之發揚闡發為“癲”與“狂”了。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人稱黃門子弟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侍郎之一。
黃侃行事頗怪，在北大授教時，很是喜歡一名叫鄭奠的學生。每次黃出門，鄭常常為其拿皮包。鄭奠畢業後，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講授詩詞的黃節教授在家裡請客吃飯，黃侃和鄭奠同時是被邀請的物件。見面後，黃見鄭穿一件皮襖，便大為不悅地說：“我還沒有穿皮襖，你就穿皮襖了？”鄭回答：“我穿皮襖，你管不著我。”黃聽了很是生氣，從此便與形同陌路。
黃侃講學，聽者甚眾。一日，他對主持者說：“來者聽講雖勤奮，而我教桌上似缺少兩事。”問：“兩事是什麼？”即笑而答：“清茶一壺，瓜子一碟耳。”
在中央大學兼課的名流頗多，教授們大都西裝革履，汽車進出，最起碼也有黃包車。唯黃侃進出，每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或長袍，一塊青布包幾本常讀之書。
黃侃曾在中央大學開設“文學研究法”課程，用《文心雕龍》作課本。他平時只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布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一再催促。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紙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
程千帆曾記載，他在成都一位學者家裡讀到老師黃侃答覆這位學者的信，措辭極其謙和。這位學者去信讚賞黃侃所撰《音略》，黃侃回信說：“嘗自笑非經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稱道之乎？”程千帆於是感慨，老師脾氣壞，愛罵人，所以人們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謹慎謙虛的一面。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板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來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大學者楊樹達要楊伯峻（古文史學家）拜黃侃為師，楊伯峻只肯送贄敬，不肯磕頭，楊樹達說：“不磕頭，得不了真本事。”楊伯峻不得已，只好磕頭如儀。拜師完畢，黃侃笑道：“我的學問也是從磕頭得來的，你不要覺得受了莫大委屈。”
黃侃才華橫溢，文思敏捷過人，凡領教過的人都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請他代寫一篇碑文，約好五六天以後來取。等一連過了四天，他都沒有動筆。直道第五天，取碑文的人來了，他才讓弟子研磨鋪紙，並吩咐把紙打好格。格打好之後，他揮毫一蹴而就，連上下款帶正文剛好寫道最後一格，一字不差。
葉楚傖與蘇曼殊、黃侃同宴醉酒，已是子夜，自驅馬車至味蓴園再飲，時月明夜好。黃侃誦龔自珍《寫神思銘》中文句：“樓中有燈，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為春星。”徘徊久之，始歸。為此，葉寫有一詩：
〖放馬月光似水，明燈人影留夜，
安塏第前燕子，銜泥投止朱門。〗
黃侃在北京時，借住在吳承仕（簡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來都是章太炎的學生，相交甚厚。黃侃恃才傲物，在課堂上經常放言無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吳承仕那裡。吳知道黃的脾氣，委婉地請他注意，一言不合，兩人便鬧翻了。不幸的是，這年七月，黃侃在北大讀書的長子念華突然病逝，念華年僅十九，“性行和厚，能讀父書”，黃侃聞訊後悲痛欲絕。
後來黃侃搬走時，不僅不付房租，還在白色牆壁上用毛筆寫滿了許多帶鬼字旁的大字，畫了許多黑色叉叉，爬到房樑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後擲筆而去。吳向他索要房租時，他不僅拒不支付，還理直氣壯地說，再要房租，須還我兒來！吳見他如此不講理又有喪子之痛，只得作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