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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傢伙被弄得很尷尬，第二天被帶走時，和李立三握手，悄悄地說了一聲：“你真是個好同志！”李立三心裡豁然一亮：這果然是一次考驗。
另有一次，李立三被調到大牢房裡，和刑事犯關在一起。這也是內務部慣用的伎倆：利用刑事犯去整治###，以摧殘其意志和身心健康。李立三很快發現同牢裡有一個“大塊頭”，滿臉橫肉，敞胸露懷，炫耀著自己的文身。刑事犯們畢恭畢敬地侍候著他，惟命是聽，獄外還常有人不知透過什麼途徑，把一筐一筐的水果給他送進牢裡，再由他分給小嘍囉們吃。李立三馬上判斷出，這肯定是黑社會的頭目，他想起在安源、上海等地和青幫打交道的經驗，便採取巧妙的辦法，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大無畏的表現和稱兄道弟的攻心戰術，很快就把這個頭頭爭取了過來，保護了自己，避免了來自刑事犯的欺壓和虐待。
遠離祖國，身陷囹圄，有冤難申，李立三的心情可想而知。每當看守所發放生活補助費、站在門口唸名單時，受到家人關照的難友們一個一個臉上掛上笑容，李立三就更加感到形單影隻的憂愁，以為自己不會有這樣的福分了。未料，在坐牢半年多之後，有一次他模模糊糊地聽到喊自己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仍坐著不動，直到看守不耐煩地又喊了一聲：“李明！”他才起身走到門口。難友們看見一個外國人居然拿到家人送來的錢款，個個驚異萬分。李立三領會到這是夫人李莎的心意，激動得熱淚盈眶，性格剛強的他此時刷刷地掉淚也不怕別人笑話。
從此，李立三每月拿到50盧布，可以改善生活了。原來獄中吃的只有黑麵包和稀粥，根本沒有蔬菜，嚴重影響了囚犯的身體健康。現在李立三在獄內小賣部經常買一些胡蘿蔔和洋蔥生吃，解決了維生素缺乏的問題，又買一些肥皂來洗臉洗澡。他還是個“大煙筒”，現在可以買菸抽了，當然是非常高興的。但最使他高興的不是香菸，也不是蔬菜，而是精神上的支援。有人思念，有人關心，他就更有信心堅持鬥爭、生存下去。此情此景，他出獄後經常給李莎講述，回國以後見到劉少奇、陳雲等也都講過。李莎和李立三兩人之間的感情就是這樣在患難中磨鍊得更加親密深厚了。
李立三走出冤獄，真可謂死裡逃生。一方面，這是他在獄中堅持鬥爭的結果；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周恩來、王稼祥兩位同志為他交涉、作證。1939年7月，周恩來去莫斯科醫治臂傷，這才知道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的訊息，他當即向蘇聯有關部門進行交涉：“你們這裡關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們查了名冊後回答：“有這樣一個人。是根據你們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建議逮捕的。”周恩來氣憤地說：“那是一樁冤案。李立三是有錯誤，那是事實，但說他是託派、壞人，這純粹是誣陷。”共產國際檔案材料寫明：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開會研究李立三問題的時候，周恩來出席，肯定了李立三入黨以來為黨所做的有益工作，並表態說：他和李立三長期共事，可以證明李立三和託派及黨內叛徒從來沒有什麼勾結或私人往來，也從來沒有糾集反黨分子進行反革命活動。這樣的證詞在當時的分量真是字字千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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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苦鬥：李立三在獄中紀實（3）
1939年11月4日，蘇聯內務部向李立三正式宣佈了審查結論。結論中說：“鑑於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決定進一步審理此案。現經調查證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審查辦法是錯誤的，對李立三的控告純屬沃爾夫松（注：審判員）等人的杜撰誣陷。李立三對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歷來直言不諱，並已多次作過檢查。現決定結束對李立三的審查，立即釋放。”
宣讀後，審查員告訴李立三，周恩來現在莫斯科，問他願不願意同他見面。李立三當時雖然尚不瞭解周恩來在共產國際為他作證的事，但他馬上想到，這個問題不是隨便提出來的，此次他無罪釋放肯定與周恩來在莫斯科的活動有關。他當然很想見見周恩來，但又考慮到當時種種複雜的政治因素，擔心這樣匆匆見面會給周恩來帶來麻煩，便婉言回絕說：“我的問題還需共產國際作出最後結論，在此之前我與周恩來同志見面恐怕是不大合適的。”這句話充分體現了李立三做人的原則立場：他從來不願意連累別的同志，又堅信真金不怕火煉，真理一定會勝利的。
從後來公開的材料可以看出，李立三不愧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39年10月26日，他在莫斯科監獄中還寫道：“使我非常痛心的是，我於1930年犯下極為嚴重的錯誤，給黨、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