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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李立三寫《自述》（1）
李立三雖然出獄，內務部的審查已告結束，但共產國際關於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議尚未撤銷。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負責人馬爾特維諾夫藉機繼續誣陷李立三，提供假證，歪曲中###史，把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許多革命事件誣衊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暴動”，把黨的六大說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縱的”等等。李立三看到這份假證後，決心繼續鬥爭。回到家裡，他一天也沒有休息，馬上要李莎幫他著手寫一份詳細材料予以回擊。在這份材料裡，他用自述的形式，寫了家庭、童年和學習情況，國民黨軍隊中的兩年，留法兩年，萍鄉煤礦上的一年半，在湖北區委工作八個月，在上海的工作，1926年的工作，在武漢的工作，南昌起義期間的工作，在廣東工作，在六大上，六大後在中央工作的一年半，“立三路線”時期，共十三個部分，透過自己的親見、親聞、親歷，對馬爾特維諾夫的一派胡言進行了批駁。用事實有力回擊了馬爾特維諾夫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衊。當時李立三用俄語口授，李莎從文字上斟酌加工、記錄整理。他們兩人就這樣每天合作直到深夜，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準備了長達240多頁的材料，李莎最後用打字機列印出來，由李立三送交共產國際執委會。李立三要求共產國際重新給他作結論，恢復黨籍。這份控訴書已經由李英男譯成中文字。當時李立三曾憤憤不平地給李莎講：“如果這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我完全可以忍受，可以沉默。但這些顯然是歪曲歷史，純屬誣衊，說什麼安源罷工、五卅運動、八一南昌起義是冒險主義的暴動，中國共產黨六大是布哈林操縱的等等，這有損於我們黨的聲譽，我決不能漠然視之。”
蒼天不負有心人。1940年春，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終於接受了李立三的要求，連續開了四次會議討論他的黨籍問題和他對馬爾特維諾夫的控告。周恩來、王稼祥到會，支援李立三的觀點。會議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開承認錯誤、勇於自我批評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沒有充分證明他已擺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弱點”，“對現已被鎮壓的林達生等人過於信任”等等，因而決定維持1938年2月25日關於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議。
這種模稜兩可的決定顯然是想保全共產國際的面子，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王稼祥對此持保留態度，提出要讓李立三參加工作，一年以後重新考慮恢復其黨籍。監察委員會被迫同意了這個要求，但在周恩來、王稼祥回國以後，又將其束之高閣，一直不予落實。1943年共產國際宣佈解散，李立三的黨籍問題在蘇聯就再沒有人理睬了。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獄後，王明曾向蘇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去，欲置李立三於死地。幸虧當時周恩來幫助說話，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沒有戶口（當時蘇聯當局規定，凡坐過牢的人，戶口必須遷出莫斯科101公里以外），沒有黨籍，沒有職務，沒有正式的工作，李立三又一次陷入困境，他東奔西走，尋找工作，卻處處碰壁，遭到拒絕。在世界經濟研究所，著名經濟學家瓦爾加所長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們這裡不需要機會主義分子！”李立三沒有了生活來源，全靠李莎微薄的獎學金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發給的20盧布救濟金來維持。沒有住處，只能擠進李莎的媽媽和她的哥嫂共住的房間，由白布屏風隔開，兩家三代共住一室。更為嚴重的是，按規定他在莫斯科不能辦理戶口。為此，李莎心裡十分緊張：我們這對患難夫妻難道又要被拆散嗎？
但李立三沒有氣餒。他不斷地進行交涉，最後寫信給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依斯基，總算找到門了。曼努依斯基批示，把李立三重新安排到國際工人出版社（後改名為蘇聯外文出版社）工作。此時李立三因失去黨籍，已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只能作為普通工作人員，但他的工作熱情沒有因此受到打擊。李立三積極投入工作，翻譯了大量的馬列主義文獻以及蘇聯文學著作。周圍很多人不敢接近他，擔心他“有問題”。每逢十月革命節、五一勞動節，單位組織節日遊行，他也被當做“可疑分子”不準參加，連去紅場的權利都沒有。
協助李立三寫《自述》（2）
李立三堅強地忍受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他沒有怨恨，沒有畏縮，獄中生活沒有改變他那剛強、豁達的稟性。他只是減少了一些衝動，變得更加穩重、更加成熟了。李立三和李莎之間的話比過去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