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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指使幾個人發起倡議，以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開“中國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有兩個人拿著草擬的“倡議書”去找李立三簽名，讓李立三也作為發起倡議人之一。李立三認為，儘管中共中央暫時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但是，中共中央及全黨都是在國內，在莫斯科的少數黨員，是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他嚴辭拒絕在倡議書上簽字，並向其他同志揭穿了這個陰謀。結果，這個倡議遭到多數人的共同反對，陰謀未能得逞。這就使王明、康生對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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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乘機陷害李立三
斯大林“鎮反肅託”運動開始後，康生與王明商量，這是他們排除異己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也是他們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領的時候，他們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開會議，宣佈：“我們也要搞運動，也要把我們黨內的奸細、叛徒、內奸、壞人來一次徹底清理。”他們把曾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中###員，一個一個地扣上“叛徒”、“特務”、“漢奸”或“反黨嫌疑分子”的帽子。同時，捕風捉影，對李立三進行誣陷。要求解除李立三中共代表團成員、《救國時報》負責人等職務，引起代表團其他同志的反對。王明、康生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誣陷李立三的陰謀未能得逞，於是，他們就經過共產國際幹部局於1937年９月把誣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據一些知情人講，蘇聯內務部從那時起就對李立三開始秘密監視了。
王明、康生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明、康生正準備回國，李立三也申請回國抗日。王明堅持以“共產國際全權代表”、“中共領導人”自居，打算在中國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線。李立三在黨內的資歷遠遠超過王明，且歷來與王明有矛盾，此時此刻放李立三回去，如同放虎歸山，對王明非常不利。要不讓李立三回去，就必須找出新的問題來，因為李立三對過去的錯誤反覆檢查過好幾年，已無法成為不准他回國的藉口。公文包的丟失恰好給王明、康生提供了口實，究竟是巧合還是陰謀，這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對王明、康生的誣陷，李立三堅持反駁，準備了一套書面材料及一塊工作人的旁證，遞交共產國際監委會。監委會於1937年10月5日開會，認為幹部局提出李立三“嚴重違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證據不足，需重新調查再作結論。11月間，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回國，由王稼祥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援他回國的要求。他於1938年２月初致信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意見。信中寫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線’的推行者，在蘇聯工作期間也犯過一些錯誤。但是考慮到他的革命資歷和對所犯錯誤的認識，我認為可以派他回中國擔任工會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立即批示同意，並對李立三回國要辦的手續等細節作了一些具體安排。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預定2月25日開會最後討論，李立三的問題眼看就要解決了。恰在這時，蘇聯內務部根據王明、康生強加在李立三頭上“日本間諜”、“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團首腦”等一大串莫須有的罪名，搶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1938年2月23日凌晨，“噹噹”的敲門聲把李莎和李立三從酣夢中驚醒。身穿軍裝、荷槍實彈的兩個人闖進屋來，亮出逮捕證，然後翻箱倒櫃地滿屋進行搜查。“跟我們走！”對李立三的這一聲吼叫使李莎肝腸寸斷。李立三將瑞士手錶交給她，換上一身最舊的衣服。他神色鎮定，一字一句地對她說：“李莎，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蘇聯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無辜的。請你把這些話一定轉告我們中國黨在共產國際的代表。”
李立三被帶走了。李莎強忍住眼裡的淚水，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立三的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敲開隔壁中共代表陳潭秋的門。陳潭秋見臉無血色的李莎進來，大概已猜出她帶來的訊息凶多吉少。“李明被捕了。”李莎用顫抖的聲音告訴他說。“他要轉告的話，我都記下來了。”說罷，李莎把紙條遞到陳潭秋手裡轉身離去。
就在當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員把李莎趕出大樓，勒令她搬進院內陰森、潮溼的一間小平房裡。這是“肅反”中被捕人員家屬的集體宿舍。她們屬於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為了革命、為了尋求真理，跟隨父母、丈夫或兄長來到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現在又和蘇聯幹部、百姓一道受無辜迫害之苦。李莎在那裡結識了不少同情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