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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爾濱火車站，李立三因為開會，沒有能親自迎接李莎母女，但是，他早理了頭髮，颳了鬍鬚，穿上整潔的軍裝，等待李莎和女兒的到來。回到家裡，他同李莎長久地擁抱著。常言說，久別勝新婚。他們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在李莎看來，李立三根本不像40多歲的人，看模樣只有二十七八歲；在李立三眼裡，李莎倒像是個俄羅斯的小姑娘。李立三俏皮地對著李莎的耳朵悄悄說：“李莎，我們兩個又結婚了。”李莎將雙手一攤：“呶。你呀，從來沒有見您像今天這樣高興過！”兩人彷彿離別了一個世紀那樣長久，彷彿時間的長河在這裡凝固。李英男被冷落在一邊，她抱住李立三的大腿，親熱地呼喚著：“爸爸！”李立三趕緊抱起李英男，在她的臉上拔起了“脆蘿蔔”，雙手舉起她在空中旋轉起來。對於李莎一家來說，這是劃時代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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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編譯小組到中共中央編譯局
李立三從蘇聯回到國內後，1947年親自組織和領導了一個以他和林利為總校審的俄文編譯小組，辦公地點就設在哈爾濱吉林街11號李立三和李莎的家裡。參加這個小組的還有王一飛及夫人劉鳳香、歐陽菲、趙洵等。其任務就是把我黨的重要檔案《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南斯拉夫的檔案、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晉察冀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及毛澤東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譯成俄文，介紹到國外；同時，把蘇聯和國際上的一些重要檔案與著作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來。1948年解放區青年代表團取道蘇聯到波蘭參加國際青年工人代表會議。在李立三主持下，由李莎、林利和趙洵等將《中共中央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宣告》等三個檔案，趕譯成俄文，各印刷400份，到會上散發。這些活動對於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宣傳毛澤東思想，促進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當時李莎剛來中國，還沒有擔任別的工作，就專心致志地投入了俄文的編審校訂工作。
20世紀50年代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就是以李立三為主，由編譯小組翻譯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了30萬冊，發行到全國。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特別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級領導幹部都要認真學習。該書對全黨幹部學習和提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水平極為有益。該書的譯者沒有署名。李立三甘作無名英雄。
195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就是在李立三當初在哈爾濱組建的這個編譯小班子基礎上擴建起來的。其任務是有計劃地、系統地翻譯出版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李立三和李莎長期參與了該局的翻譯校審工作。
1961年初，李莎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俄文翻譯校審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她始終兼任著中央編譯局的俄文顧問，直到1967年6月她被送進監獄，才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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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濟婆母，李莎幫李立三找回兒女（1）
李立三自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其後又在蘇聯居住15年，前後近30年沒有回過家鄉。
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1917年他在長沙廣益中學畢業後，為尋找生活出路，在父親的堅持下，回到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父親為了把他留在身邊，還強行為他包辦了婚姻。出於對當時封建禮教的不滿，以及對原小學校長（當時任縣教育會會長）葉沛棠徇私舞弊惡行的反抗，他決心投筆從戎，辭去教職，參加了護國軍。
當時在人們心目中護國軍的程潛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在程潛部下當了一名士兵。由於他有文化、辦事能力強，很快就在湖南護國軍三營七連當上了連隊文書。後來，程潛發現，李立三不僅與他是醴陵縣的同鄉，而且李立三的父親又與他是“同年”同一考場中的秀才，是老相識。有了這一層關係，程潛對李立三就更為賞識和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調到司令部候差。爾後，又做破譯密碼的工作，曾一度擔任郵政檢查官。同年底，程潛對李立三說：你不要在這裡當兵了，我給你錢，供你去北京上大學深造。李立三聽到有這樣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盡。李立三拿著程潛給他的紙鈔，先回老家，告別父母，再轉往北京。
1919年春到達北京時，除去路費開銷，加上紙幣貶值，所剩無幾，交不起學費，進不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