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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發現李立三，就起身下了講臺，向李立三走來，可是李立三沒有與他講話，就很快走開了。
後來，在與毛澤東相處的日子裡，閒談中提起這段往事，毛澤東說：“原來是你呀！當時我跟你講話，你沒有回答。”他又說：“那次徵友活動，只交了三個朋友，現在再加上你，當時我們沒有對話，只見了一面，那就算半個朋友吧！”
井岡山時期，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當時，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紅四軍黨內，在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由於毛澤東與朱德是爭論的雙方，在6月8日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主持在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在報告中宣佈對“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大會改選了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只當選為委員，毛澤東離開了前委的主要領導崗位。中共中央得知紅四軍的分歧後，通知紅四軍派人來中央彙報情況。8月下旬，陳毅奉命抵達上海，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彙報，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嚮應等出席了會議。李立三代表中央明確表示支援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的正確領導，並且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鑑於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會議決定組成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透過。經過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討論，由陳毅執筆，代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了這封《指示信》。這就是後來所謂的九月來信。這份指示信為後來的古田會議明確了指導思想，信中還明確規定“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受中央委託，陳毅離開上海，回到紅四軍後，誠懇地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詳細介紹了他這次上海之行，並轉達了周恩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在11月28日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內容和李立三、周恩來對紅四軍工作的口頭指示：“前委應糾正對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由此恢復了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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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接見李立三、李莎一家（2）
毛澤東在得知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後，心中十分高興。因此，會議結束當天，毛澤東立即給李立三回了一封信，告訴李立三他的近況；委託李立三替他與弟弟毛澤民以及愛妻楊開慧、兒子毛岸英取得聯絡；要求李立三幫助他解決“知識饑荒”，“時常寄書報”，並對他進行指導。信的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況。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原。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訊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已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檔案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當時，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化名楊永福）、毛岸青（化名楊永壽）就住在由李立三創辦的黨中央機關的“大同幼稚園”中，足見他們交誼之深。因此，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全體成員；在進駐北平前夕，在即將取得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和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理萬機之際，抽暇接見了他們全家。書記們親切地詢問了李立三和李莎在蘇聯從相識、相戀到成家，李立三蒙冤、李莎相救，李莎幫助李立三書寫申訴為他本人和中共辯誣的情況。李莎當時對漢語還不太精通，有些話還聽不太清，但書記們對他們的讚譽之情，她還是領會了。書記們都為李立三找到了這樣一位賢淑的異國伴侶，又生下兩個可愛的小洋娃娃（姑娘）而感到欣慰。最後，毛主席歸結大家的意思，說：“李莎是個好同志啊！”這一句平常的話語，令李莎深受鼓舞，多少年來，它一直在李莎的耳邊迴盪，她時時興奮得想掉淚，說：“中國黨的領袖們稱我是‘好同志’啊！”
李立三一身肩負六項要職（1）
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中共中央於1949年7月10日成立了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幹事會，作為21名幹事之一，李立三同蔡暢、馮文彬負責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