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談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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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永不敘用”，儘管他並沒有當什麼官。在集權制度下，一隻雞和一個人真是沒有什麼區別，何況他也不可能比那隻“樂天派”的雞更有城府，深諳別人請君入甕的韜晦之法，一不小心就犯了“響應號召罪”。“年年到了臘月下旬，四鄰忽聽雄雞報曉。聽那多聲部的輪唱，叫得好歡。Y先生說：‘不可救藥的樂天派啊，曉得不曉得，要挨刀了。’”（《Y先生語錄》第378則）這就像美食家車輻老與流沙河先生同當右派時一起拉車，流沙河深知彼時的右派是“人人畏我，我畏人人”，而車輻還是拉著車，一如既往地沿路與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我非常難堪。而他倒很昂揚自豪，似乎拉糞特別有臉，這不可救藥的老天真啊！”（《文人拉車記》）

接下來便是學習改造，拉車解鋸，勞其筋骨，清潔精神，就像花木斷掉一切水源，刨掉其營養根基的土壤，抽空他活著的倫理基礎，號召家人與其劃清界限，加以檢舉揭發，孤立其身，宜乎鬱鬱而終。哪知他竟從這萬劫不復裡逃了出來，撿得小命一條，還能看到那些整人者的下場，他有聯贈一“右派同學”：“潮停水落龍安在，雲淡天高雁自飛。”細品之下，其味無窮，儘管箇中典故洵非三兩句話能夠說清。但他並非豪語大言之徒，且深知人生是一場亦悲亦喜之戲，人人都只不過是其中的傀儡，太過老實，迂闊已至膠柱鼓瑟，徒惹人哂笑而己。下面這副對聯很是表達了他無奈的超脫：“盡歷滄桑身猶在，重過黃粱夢已無。”20多年苦役下青春的慘損，無處申訴，無處可辯，即使可辯，又從何處贖回。求得一個無罪，於我們已屬萬幸，感恩戴德，幾近涕泗滂沱；三呼萬歲，只差皇恩浩蕩。至於在法治之下的追討精神損失費，就免談了罷。

人生受過大劫，有的人憬悟出苟世之方，有的人明白了晉身之階，而流沙河則明白了人骨子裡面尤其是在集權制度下的渺小可憐，於是便不懈地自嘲，亦笑蠅營狗苟之徒的貪婪鄙吝。他在1985年以前所寫的文章還較中規中矩，講述新詩，更多的是不忘載那種相對正統的道（後來就有點“拒載”的意思了），因為他再度解放後，對主流話語的認同態度與遭罪以前並沒有多少分別。這種實情在他後來的認識中有很好的表述：“適逢改革開放，撥雲翳，見青天，歡忭若狂，喜我青春之復歸也。有組詩《故園九詠》譴責舊時期，有長詩《老人與海》讚美鄧小平，自覺歌頌當今改革，若使命在焉。”（《Y先生與我》）比如他在編著《臺灣詩人十二家》，評介余光中、洛夫時，均帶著批評性的語調說他們的詩，消極悲觀，驚人的厭世。其實正常的人沒有任何時候都積極的理由，人生不如意者常###，只有那些淺薄而狂熱得發燙的所謂革命派才隨時處於向上爬的積極狀態。流沙河之所以於生存環境有了不少的懷疑精神，那是從“文革”後期就慢慢發芽而生長出來的。有了懷疑精神，人就或多或少地具備了現代人的氣息，不再盲目崇奉什麼。流沙河自復出以降，其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與日俱增，1985年，在不學如我看來，卻是他創作的一個轉折期。其下筆之弔詭犀利，嬉笑為文，直指現時社會的骯髒痛處，散淡看世，體察當下人文的委頓無骨，洵非往昔可比。譬如反思自己右派生涯和批判“文革”生活的回憶錄《鋸齒齧痕錄》即是此中扛鼎之作，應與巴金反思“文革”的《隨想錄》一同看待，即使現今看來也是同類著述中的翹楚。其他尚有被學者馮川稱為“動物列傳”的諸隨筆《禍延羽族》、《肉弱強食》等等，不乏以動物喻人的詼諧之章，特別顯示出他詩才與史筆的完美結合，讀後真是讓人大快朵頤。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流沙河80年代中後期迭出的隨筆佳什，便不難發現他日後要費心意譯《莊子》而成《莊子現代版》，隨即又創作集笑話、幽默、諷刺和批判於一爐的《Y先生語錄》的大致線索。他在編著《臺灣詩人十二家》時講到羊令野的《蝶之美學》便發揮道：“這隻雄彩蝶記得自己曾經是睡眠的蛹，無知無覺，後來化蝶，在春天裡忙於採花。它飛入過莊周的夢境。它逃脫了香扇的撲扇。它遊戲了一生，現在雖死了，仍感到滿意。當然，給釘在標本盒裡不能飛了，但可讀讀《莊子·逍遙遊》，想像一番鵬鳥自北冥飛往南冥是怎樣的快活，也就等於自己在飛了。”但流沙河先生說這樣的人生觀“未免悲觀，不足取法”，這也是他80年代初期思想的真實反映。不過，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日後面對同一材料而發生的不同的思想轉變。尤其是他帶自傳性的隨筆《這傢伙》，可以說是奠定了他日後行文風格的一篇典範之作，進而生髮出他嬉笑針砭、自嘲他嘲的文章格局，並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