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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可參看上面所列舉的孫中原先生的兩本書。而在抗論別擇上，墨家在中國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質；同樣，在保守崇古上，雖然墨家也強調古代的經驗，但更加強調發展的觀點，這也是墨家與儒學的區別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嚴密的理論，但因為墨家實際上更是實際的踐行者，所以與其他門派相比，其思辨精神是非常明顯，這也使得其理論更多是建立在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基礎上，而非徒然的門戶意氣之爭，這從墨家的經典中可以見到——墨家在鑽研其他學術流派上是花了許多時間，而對其異議則是分析判斷後以理性的眼光給予評判。從這幾點說來，墨家在2000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現代意義看來，仍然在許多方面可稱為典範。
梁漱溟先生在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強，缺乏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衍生出瞭如權利、義務、紀律、法制觀念等，向下推之於個人，即為個人的權利，向上推之於國家，則是國家觀念的發達。中國缺乏集團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過集團生活，墨家就可列為集團生活的典型。漢代後，以家庭為本位的觀念興起，墨家的集團生活方式便無法見容於社會，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漢之後，中國專制集權主義高度發展，政治專制臻於完善，學術的自由空間便急劇地壓縮，因而學術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與政治專制合二為一，這是儒學的道路；要麼躲避世事，空談玄理，這是道家以及後來進入中國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學學派的消失，是專制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為墨家實在是太純潔，純潔得無法與專制政府同流合汙，也無法像道釋一樣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書籍證明了其不僅是思想一流、技術一流，其軍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書中自《備城門》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當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樣在歷史上被忽略了。本來應該成為中國歷史上極重要的一冊兵書，尤其在軍事工程方面，可謂是一部傑作，只可惜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只是用來證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們並不是一群書呆子，而是一群隨時準備著為“大義”而獻身的武士。墨子嘗說：“士雖有學，行為本焉”，墨家學問的指歸在於踐行，他們秉承先秦時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並將此精神發揚到極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陸賈《新語》記：“墨子之門多勇士”；《淮南子》記：“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精神：從消失到重生（2）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俠義”精神，多存在於民間，究其本原的話，與墨家大有關係。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者的本色。這我們從墨子的徒弟禽滑釐的一句話中可看出：“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先秦諸子中，像墨家這樣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實在是絕無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俠義精神的發端。梁啟超曾將墨學分有兼愛、遊俠、名理三個分支，對於其遊俠精神，梁啟超評道：“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遊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這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其在行俠之一方面，是與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這裡我想結合司馬遷的《史記·遊俠列傳》來探討墨家的衰亡。
韓非子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儒學便完全實現合法化；而以俠義自任的墨學，既然已經做好同弱者共進退的準備，最後必然是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面，成為強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統一後迅速衰落，而凋謝於西漢中葉，這說明國家專制一旦成熟，墨家便無法生存。秦的統治時期很短，所以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君王專制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瞯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