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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蟮�284。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連寫了《人的文學》、《論黑幕》、《平民的文學》三篇文章，嗣後又作《中國小說裡的男女問題》、《再論黑幕》等，分別在這兩個刊物發表。
在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這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對“人”的認識或關於“人”的理想。“我們承認人是一種動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並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但我們又承認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別的動物更為複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而其內面生活，卻漸與動物相遠，終能達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獸性的餘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展者，也都應該排斥改正。這兩個要點，換一句話說，便是人的靈肉二重的生活。”進而是關於“社會”的理想。“這樣‘人’的理想生活，應該怎樣呢？首先便是改良人類的關係。”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構成這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根本：“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所以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佔得人的位置。”最終則落實到關於“文學”的理想。 “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便在著作的態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這一點上。”285在他看來，“人的文學”體現了上述關於人的理想，也有助於實現上述關於社會的理想，——正因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學”：“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人類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286他將此稱為“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以與“以美為主的純藝術派”相區別。一年後他在少年中國學會講演時，把這一主張推到極致：“這人道主義的文學，我們前面稱他為人生的文學，又有人稱為理想主義的文學；名稱盡有異同，實質終是一樣，就是個人以人類之一的資格，用藝術的方法表現個人的感情，代表人類的意志，有影響於人間生活幸福的文學。……這新時代的文學家，是‘偶像破壞者’。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志便是他的神。”287周作人對於文學的性質與作用的基本理解，與當年他寫《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譯《域外小說集》時並無二致；只是現在更多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人的文學》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學理論家周作人。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7）
至於“非人的文學”，在周作人眼中則與實現“人的生活”背道而馳。基於此點，他對於中國的舊文學多所抨擊，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學”。而當他說：“我們最要注意的點，是人與社會互動的關係；換一句話，便是人的遺傳與外緣的關係。中國人的根性怎樣？他們怎樣造成社會？又怎樣的被社會造成？總而言之，這中國人與社會能否長進？能否改好？能否存在？”288就又歸結到幾年前所講的“種業”了。周作人所針對的不是某一文學種類，而是整個社會意識。他特別強調其間的新舊之別：“凡標榜一種教訓，借小說來宣傳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訓小說。提出一種問題，借小說來研究他，求人解決的，是問題小說。……教訓小說所宣傳的，必是已經成立的，過去的道德。問題小說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卻不可不有的將來的道德。”289
周作人為“人的文學”提供的標本，便是此前此後他翻譯的一批外國小說，多發表在《新青年》上。他說：“我們偶有創作，自然偏有見聞較確的中國一方面，其餘大多數都還須紹介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290以後，當他將這些譯作結集為《點滴》一書出版時，還應北京大學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請託，在序言裡強調兩點，即“直譯的文體”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為翻譯“應當竭力儲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