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熱紅樓歷史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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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亦即盛裝手稿的書箱帶來，交給黃蕙“理陳篋”。可以想象，黃蕙整理完丈夫遺物之後，必然把盛裝書稿的箱子繼續交給曹家，目的依然是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遺願。交給曹家前，黃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題寫了那首“悼亡詩”，就是順理成章的推斷了。

清初問世的《天寶曲史》一書，作者和編校者分別題署為“蘇門嘯侶”與“芹溪處士”。“蘇門嘯侶”是大戲劇家李玉的別號，《天寶曲史》的作者為孫鬱，可能系偽託的“蘇門嘯侶”之號，這在中國古代是常事，不足為奇。這個“芹溪處士”，筆者考證就是洪昇早年的別號。洪昇在創作《長生殿》之前，曾長期收集李楊愛情故事題材，《天寶曲史》就是寫李楊穢亂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為其編校，這在《長生殿》序言中亦可間接得到證實。

如果這個“芹溪處士”確為洪昇早年別號，一切問題都迎仞而解了。這個所謂的“曹雪芹書箱”，本來就是洪昇這個“芹溪處士”的書箱，原來是洪妻黃蕙裝花樣子的箱子，後來洪用來裝書。由於攜帶方便，所以出門時用以裝“行卷”。洪昇死前，“行卷”留在了曹府，有曹寅詩為證。書箱中“題芹溪處士”的詩，當初根本不是題給曹雪芹的，而是題給洪昇的！此書箱正是同《紅樓夢》手稿一起存放在曹家的，六十年之後，傳到了曹雪芹手裡，以後書箱又傳到張氏後人，傳沿的線條十分清楚。

書箱從此流落在曹家。曹寅後期，煩心的事情不少，家庭經濟也捉襟見肘，哪有精力和財力，為洪昇鐫刻這部百萬字鉅著？曹寅死後，曹家中落，誰還會對出版洪昇的作品感興趣？再說曹家也沒有這個經濟實力了。到了乾隆中期，曹雪芹發現了這對箱子及其箱中的手稿，百無聊賴之際，仔細讀來，心靈必然引起極大震撼和共鳴，因此“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傳抄開來，這就是《紅樓夢》在乾隆年間方得問世的根本原因所在。書稿問世了，書箱必然還在曹家。不知什麼原因，被曹雪芹的朋友在書箱上又補題了“題芹溪處士”和“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兩句話，由此，這對黃蕙的嫁妝箱篋就變成了所謂“曹雪芹書箱”。曹雪芹死後，書箱落在張宜泉手，由張家後人儲存至今。這就是對“曹雪芹書箱”來歷的最合理推斷。

問題是曹雪芹為什麼要以“雪芹”、“芹溪”為號，恐怕也同這個書箱有關。書箱中寫的“芹溪處士”，正是《紅樓夢》的原作者，曹雪芹既然對《紅樓夢》文稿花費巨大精力“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說明他對《紅樓夢》書稿及其作者崇拜已極，用崇拜者的別號為自己取字和號，不是極為合理的推斷麼？如果曹雪芹確實是因為崇拜洪昇而取號“芹溪”，那麼在他披閱增刪的過程中，在書箱上補題“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字樣，也是不奇怪的，因為這一年正是他“披閱增刪”的時期，上面的“題芹溪處士”字樣與他的號也不矛盾，無須改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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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人物（1）

第一節 林黛玉

《紅樓夢》作者對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描寫刻畫，不能說不成功，但又不能說沒有缺陷。最突出的不成功之處，就是林黛玉的年齡、閱歷與她行為、思想不相稱。從年齡看，林黛玉進入榮國府時不過五、六歲，直到抄檢大觀園、姐妹們即將風流雲散時，年齡也不過十五六歲而已，還是一個剛剛到了青春萌動期的孩子。從閱歷看，林黛玉母親去世後，即被外祖母家“收養”，除了少不更事時期在揚州家中外，基本就生活在榮國府潭潭園宅內，從來不曾邁出大門半步。可是，在這個如此年輕、如此單純的女孩子的詩中，卻不時流露出一種濃濃的離愁別緒，一種濃濃的漂泊無奈，一種濃濃的壓抑悲傷，一種濃濃的渺茫悲觀。

詩言志，任何詩詞，都是詩人心靈的折射。如果不是在安史之亂的離亂社會中奔波，詩聖杜甫不可能寫出“三吏”、“三別”那樣的史詩。同理，《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如果沒有與她詩中透露出來的情緒相適應的生活基礎，似乎不可能寫出《葬花詞》、《柳絮詞》、《秋床風雨夕》、《桃花行》、《題帕三絕》等迴腸百轉、泣血哀傷的詩詞。當然，林黛玉是小說中的人物，但小說中人物的思想行為同她的人生閱歷也必須是吻合的，否則，就是作者的敗筆。從《紅樓夢》作者的大手筆看，會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敗筆麼？似乎不應該，也無此可能。那麼，《紅樓夢》書中出現林黛玉身上的這種怪現象，其中必有重大隱情。這個創作中的隱情究竟是什麼呢？

如前所言，《紅樓夢》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