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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皇帝如出一轍，似非偶合。
從嘉靖皇帝到萬曆、天啟、崇禎皇帝，明朝最高統治者在宗教問題上統統昏庸固執，以至宮廷中連續出現“紅丸”、“梃擊”大案，朝臣中出現日甚一日的“黨爭”，社會上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終於把三百年基業斷送了事。造成這個悲劇結局的原因，雖然有政治、軍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與這一時期混亂荒謬的宗教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直到崇禎十六年，明朝滅亡前夕，崇禎皇帝在焦頭亂額之餘，還請張天師在北京搞了一場“護國羅天大醮”，乞求“國家綿久，萬子萬孫”。可笑的是，這個張真人，剛剛從北京跑回江西龍虎山，就不得不為下江南的清朝大軍準備符瑞了。
清政權建立後，對宗教一度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政策。滿族的原始宗教是薩滿教，入關前，又信奉了喇嘛教（藏傳佛教），所以對中原宗教採取了一種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當道教張天師為多爾袞“進符瑞”時，就遭到了冷遇。順治皇帝似乎對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興趣，民間傳說他到五臺山當了和尚，似乎沒有道理，如果他當了喇嘛，似乎還說得通。五臺山在北方信奉藏傳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個喇嘛教聖地，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對各種宗教都“俳優蓄之”，並不排斥，但他的興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學精神和文章詩詞上，他曾經有這樣一首御製詩：“頹波日下豈能回，二氏於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才。”“二氏”即釋道兩教，他認為其“頹波”已經不可逆轉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點作詩繪畫。他的兒子雍正皇帝，對宗教採取了與社會一樣的嚴峻政策，曾殺過幾個和尚道士，但對於佛道二教，總的說還能優容。從他把自己的“潛邸”雍和宮改為喇嘛廟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傳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據《會典》記載，乾隆四年（1739），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開壇傳度”，一經發現，嚴厲治罪。並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為正五品，道教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並推行“理學”的最高統治者，從他打擊宗教，倡導理學、大興文字獄、借修篡《四庫全書》抽毀異端學說等行為綜合看，這些舉措都是強化封建正統思想的不同側面。道光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宗教事物更趨混亂，那是近代史的事情，與《紅樓夢》無關，就不再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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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情結（6）
三、《紅樓夢》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紅樓夢》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後的事情，只能是從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間的事情。而這一時期，在歷史分期上，正是廣義的明末清初。廣義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約都延續一百年左右，在這二百年的漫長時期內，《紅樓夢》又是展示的哪一階段的事情呢？我們需要進行進一步分析研究。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本文前面歸納的《紅樓夢》宗教背景的四個特點，第一點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後，由於宗教管理嚴格，一般很少有這種事情。廣義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嚴重、最風行的年代，是在狹義的明末清初。所謂狹義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兩朝的改朝換代時期，也就是清軍席捲大江南北、南明四個小朝廷先後苟延殘喘的二十年左右時間。
這一時期，明王朝大廈傾覆，以忠君愛國為基本人生理唸的封建正統知識分子，以殺身取義為榮，以變節侍敵為恥，多數對新王朝採取不合作態度。加之異族統治者在軍事上和社會管理上都採取了嚴厲甚至殘酷的政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談虎色變；“剃髮易服”的推行又使這些正統文人感到莫大恥辱。無奈之下，多數正統文人採取了消極避世的態度，就是向宗教尋求庇護和對抗辦法。
朋友們不妨去翻閱一下這一時期文人的作品，他們拒絕出仕為新朝服務，也拒絕剃髮易服，而拒絕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出家”當了和尚、道士，沒有出家的也多數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學家張岱記敘的那樣，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號，根本不讀佛道教義，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們把奉佛和奉道統統稱為“入道”，其實際目的僅在於避世，說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