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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道：“這是誰帶的孩子，還讓不讓人睡？”“你他媽怎麼當母親的？”“打的該，要我是女同志我也抽了！”那個車廂連線處探出了憔悴民工的頭，竟然只抱怨地瞪了妻子一眼，又縮排了人群。
鬧嚷了半天，醒來的瘦高個乘警出來維護秩序，這母親才遲鈍地將｜乳頭塞住了孩子的哭鬧。少婦不依：“你叫她滾！”瘦高個乘警有些惱了：“我說你怎麼得理不饒人？誰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說：“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為難地轉過身，然後看了看楊帆，溫和地說道：“小兄弟，能不能和這大姐換一換？”我面如土色，趕忙搶著回答道：“我這朋友病了，還是我和這位阿姨換吧。”瘦高個警察也許是困了，煩了，他表揚了我兩句，又提醒了一下那個母親，就走了。
警察走後我憋得慌，但總算沒去上廁所——我答應過楊帆，我將永遠不再離開她。至於楊帆是否內急，我不得而知。
車到遵義是凌晨三點十分，我與楊帆艱難而小心地擠到車門，我們聞到遵義夜空中清新的氣息。大約在站臺上猶豫了兩分鐘，我們終於鼓起勇氣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檢票的同志看我們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並不知道，我們已經多向鐵道部多貢獻了三百多塊錢。我們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義城，只有二十三塊錢的我們能夠存活多久。
之後我們到候車室找了兩排空座，楊帆躺在我腿上，不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我也顧不得欣賞她的美麗、嗅聞她的芬芳，這些天來的奔波讓我的骨頭都散架了，我伏在楊帆的胸脯上，沒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曠的候車廳安靜無比，偶爾有旅人從狹小的凳子上摔下來，只咳了兩聲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將放亮的時候，突然有人發生了爭吵，之後似乎又動起了手。門口的兩個工作人員朝那邊趕去，我們也從半迷糊的睡眠中醒來，飛快地跑出了候車室。
然後我們坐第1路公交車抵達終點站高橋，安身於濱江綠化帶的石凳上。早上，我們各吃了兩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楊帆右臉頰上的菸灰已經脫落大半，與其這麼不倫不類地進女廁所引起別人的懷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換回女兒身。於是楊帆在一個免費廁所裡洗卻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態。她現在換上的是蔡小田給她買的粉紅罩衫及帆布褶皺裙，看上去很美。
遵義城整體是閒適的，有著新興城市的繁華地段，也有歷史名城的舊俗民居，當然最出名的還是翠綠青蔥的山巒。但我們沒時間去細細感受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貼著楊帆的通緝令。通緝令上的舞蹈女神滿面紅光，頭上紮了兩個小羊角辮；而楊帆現在的頭髮已經烏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澱了多少奔波中的塵埃。她的臉雖然還那麼精緻美麗，但已經多了一絲憔悴蒼白的病態。
順著人跡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們慢慢來到濱河公園區。太陽昇起來，天空一片蔚藍，有幾位老爺爺在樹陰下打長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葉茂的榕樹下，陽光的影子生動地隨風輕舞，庸凡的世界彷彿立馬有了顏色與溫度。
起初我們想到附近的學校避難。但當我們駐足於一所高校公告欄的《警世告誡篇》時才發現，這裡已將楊帆殺人案當做反面教材進行了大肆宣傳，楊帆的照片亦不例外地彩打在上面。一群學生談笑著走來，我們快速地往回走，走了很遠很遠，仍然心有餘悸。
辦法是黃昏時才想出來的——賣手機。我的手機是諾基亞3100，用了兩年，已經鏽跡斑斑。那個路攤者來回翻看了幾遍，說：“頂多一百塊錢！”我徹底洩氣了，心想一百就一百吧，我現在真想到旅館好好地睡一覺，再坐車離重慶更遠些。其他的，我什麼都來不及多想。但那人仔細地檢查了一遍手機後蓋後問：“你這手機修過？”我點點頭。去年與夏雨打羽毛球時手機嘩啦一下掉出來差點沒摔得粉碎，但高價修理後一年多來沒出過問題。路攤者為難地搖了搖頭，狡黠地說：“這樣的手機我可不敢要！”見我無可奈何地準備拿回手機，他又假裝漫不經心地丟擲橄欖枝：“最多給你五十塊錢！”我屈服了，但楊帆沒有。她搶回手機，拉著我離開。
楊帆與我商量說，要論持久戰，這部手機姑且當做我們精神沙漠裡的一瓶雪碧吧，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要動它。
疲憊地遊逛了一個下午，我們在黃昏的時候終於找到了傳說中的鳳凰山。山上埋葬著無數英烈的精魂，拾階而上，我們與許多散步歸來的老者相遇。在烈士墓前我們無地自容，便折向了右側的小徑。走了二十多分鐘，天色開始暗下來，我們就索性停在路上的一個亭子中。
第40節：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