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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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1）

——謹以此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國整部20世紀史上，其規模及深遠的社會影響，我認為大大超過“五四運動”。那不是啟蒙式的、由少數文化精英舉著“賽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種迸發式的，是普遍受到長期壓抑後的普遍噴薄而出；不僅鬆動了思想上的鎖鏈，手腳上的鐐銬也被打破，整個社會突然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從高層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國人幾乎人人有話說。更重要的是那不止於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從人的解放開始。沒有人的解放，便沒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們才將那個時期稱之為“第二次解放”，並且我以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場勞動。職業是“農業工人”，而身份卻很複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麼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現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實”的意思是有正式檔案收進個人檔案的。可是什麼叫做“正式檔案”，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當我在電腦上輸入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讓現在50歲以下的讀者能夠理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無能為力。這要比寫小說困難得多。雖然小說有想象的、虛構的成分，但我的寫作能力基本還可以勝任，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說為證。可是，如果限制我發揮想象力，不加一點虛構地描述那個荒謬的年代，真實地反映那一段歷史，我必須絞盡腦汁字斟句酌，仔細推敲。可是，我發現，這一來，我就陷入了要步步為營的迷魂陣。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於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系統，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於古文和現代語文之間的差別。孔子說了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到的詞語也加以解釋。

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雖然這已經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滑鼠即可，並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可是那樣一來，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現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標頭檔案，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人只能受其擺佈，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譬如，就拿那時的“正式檔案”來說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檔案”的形式去看，那絕對是非正式的，是個笑話。可是，我說中國人就曾經生活在那種“非正式”的“笑話”之中，而且長達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讀者又會把我的話當作笑話。難就難在這裡。

且讓我用事實來說話吧。

首先，是由誰來決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訂有指標，上級規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註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只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後總應該有個決定性的權威機構。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可是這“五人”具體姓甚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總之，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