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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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8）

中國的經濟騰飛起始於鄉鎮企業的崛起。你可以去調查調查，原先“地富反壞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鄉鎮企業中曾起了多麼大的作用；他們當中許多人是鄉鎮企業的骨幹。他們從地底下爬出來，拂去身上的泥汙，積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發出來，這才造就了鄉鎮企業的輝煌。

民間經濟的繁榮也是如此。從最早的“能人”、“個體戶”、“萬元戶”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裡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識別制度”，今天中國能成為世界的第四大經濟體嗎？

“不可接觸的賤民”真正成了甘地說的“上帝的孩子”。他們是改革開放最早的受益者，從而也是改革開放的先鋒。

1978年以前，編輯發現你的稿子可用，必須先去信徵詢你所在單位的意見，當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執筆，就得益於到1978年向報刊雜誌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證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者”、“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種種帽子的知識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擺脫了“身份識別制度”才有發言權，才能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力軍！

今天的文學評論家可以說中國的“新時期文學”藝術性不高，甚至可以詆譭它是一堆“文學垃圾”，但正是“新時期文學”開創了今天文學繁榮的局面。今天的“80後”，不可想象我們那時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來闖一個又一個“禁區”。我們為後人開闢了道路。“新時期”作家曾是中國老百姓的代言人，我們說出了老百姓想說而不敢說的話，說出了老百姓想說而說不好的話。中國“新時期文學”可能在世界文學史上沒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國歷史上發揮的推動作用決不會被抹殺。未來的讀者和文學評論家將會把中國所謂的“新時期文學”作為20世紀乃至21世紀中國文學最輝煌的一章。

我可以說，在中國作家中，我是揹負“身份”“成分”擔子最沉重的一個，經受的磨難也最多，所以對“身份識別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說《綠化樹》發表後，有同行譏諷我小說中“踏上了紅地毯”這句話太“俗氣”。那請你想一想，我這雙跨過死人堆、20年之久沒有穿過襪子的腳踏上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難道沒有特殊感覺？試問我同輩作家，雖然我們都是從艱難困苦中摸爬過來的，但有誰在20年間窮得連襪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這雙穿上襪子的腳並沒有因為“踏上了紅地毯”參政議政而自滿，軟化了我應有的銳氣和勇氣。

在《綠化樹》發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紅地毯”。一次，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覆召集了十幾位新增的文學藝術界的政協委員到中南海座談。其中多數現在已經過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輩，也垂垂老矣，記得有###才、何士光、葉文玲等人。委員們在中南海富麗堂皇（今天想起來也很一般）的會議室中“分賓主坐下”。我剛從勞改農場爬出來不久，“中南海”這三個字對我來說是個可望不可及的、類似“皇宮”“朝廷”這樣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這裡佔一席之地，這種真正意義上的“雲泥之別”，令我感慨萬端。

閻部長先說了番客氣話：請大家來隨便談談，互相認識認識，然後禮賢下士地傾聽每個人的發言。因為閻部長謙和的態度，眾人也就不太拘謹了。當時，文藝界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發言者大都圍繞這個話題展開，紛紛反映本地區本單位還存在的政策不落實、觀念上還有“兩個凡是”陰影的現象。閻部長都一一記下，時不時地插言詢問。輪到我，閻部長和藹地向我點點頭：“聽聽賢亮同志有什麼話說。”

沒料到我一開口就說：

“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改造共產黨！”

我完全不理會當前最緊迫的落實政策問題，而是直接捅到問題的核心。

我說：“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靠一個農民佔多數的黨是無法完成的。改造共產黨，主要是改變共產黨的黨員結構，要把一個農民佔大多數的黨改造為知識分子佔大多數的黨。我們必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