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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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擁有一百萬人口的開封街市上，屬於文化生活這類的買賣就很興旺。證明早在宋代，中國的文化產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

中國文化產業概談（2）

對書籍的需求還只限在讀書人範圍，可是那時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盲，所以，最受老百姓歡迎的還是說書人和各類地方戲曲的草臺班子。在元代，劇作家關漢卿和馬致遠的知名度不下於莎士比亞在英國的知名度，可見，中國戲曲的興盛要早於英國300年；說書人的演出方式更為簡單，只要懷揣一塊驚堂木便能四處賣藝，所以他們不止活躍在茶肆酒樓，凡有村莊院落的地方都會有說書人演唱。著名的說書人和各類地方戲的草臺班子裡的主角，是當時的娛樂明星。很多資料表明，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明星大腕，並且各自擁有各自的“粉絲”。現在被我們尊為“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的三部——《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都是根據說書人的話本加工創作的，可見這些文化產業工作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及貢獻。明末的說書人柳敬亭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後還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看來，當時文化產業的從業人員收入並不菲薄。柳敬亭先是和反清的政治人物來往，是反清名將左良玉的座上客，明朝滅亡後卻隨著清朝的漕運大臣到北京去演出，一時轟動京師，又可見封建王朝對這些文化產業從業人員還是相當寬容的，即使在“文字獄”肆虐的時期，封建王朝對在民間流動的文化產業工作者也“鞭長莫及”，無法干預，他們還享有一定的自由。

幾千年來，中國處在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物質生活簡單，包括縣城的富裕階層在內，很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是不需花錢買的。要花錢的就是文化生活的消費了。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那時中國文化產業的產值要佔國民生產總值中很大一部分。據今天的歷史學家研究，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前，就是在16世紀前，中國的GDP佔整個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是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那麼，我們也可以肯定，當時的中國也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文化大國。“中國”的英文名曰“瓷器”，從現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撈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並非單純是當作手工業產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並不完全是它們的使用功能，難道他們真正拿瓷碗吃飯，用瓷罈子醃酸菜？不是的。其實，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們的觀賞價值，它們的審美性。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在那時的西方是奢侈品，是為了滿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進口的。所以，說到底，瓷器也好，絲綢也好，它們實際上是作為中國文化的一種載體徵服了世界的。中國在西方人眼裡，竟然是用一種文化產品來命名的，可見得文化產品對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有多麼重要。

二、現行的文化體制造成中國文化落後的局面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以後，所有的文化產業、文化活動都納入了國家的行政體系和事業體系。不止是廣播、電影、電視，歷史上一直笙歌不絕的戲曲歌舞都成了國家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從高層到底層的一切文化活動，全部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領導的活動，全國所有的文化活動都成了政府行為。文化產業的存在和發展必需依賴的母體是文學藝術，而文學藝術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都成了獨特的宣傳手段和戰鬥武器，被賦予重要的政治任務。這樣，文化產業、文化事業以至整個民族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就貧瘠化了。當然，從此之後，國家再沒有什麼文化產業了，只有由國家統一領導、統一管理、統一調撥經費的文化事業了。作曲家、劇作家、演職人員，不管是明星大腕或是跑龍套的，統統獲得公職，成了國家幹部。梅蘭芳、馬連良和敲鑼打鼓的一樣，一律稱為“文藝工作者”。連一向活躍在民間的說相聲的、耍雜技的、變戲法的、說評書的以及更多的地方戲草臺班子中的各類大小角色，也是“文藝工作者”。行政上歸屬各地方的文化廳、文化局及群眾藝術館管理，人員納入編制，按月發放工資；業務上由各地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下屬各“協會”指導，思想上由宣傳部門掌握。初看起來，這大大提高了原先被稱為“優伶”、“戲子”的藝人的社會地位，所以當他們開始被收編時無不歡欣鼓舞，高呼“萬歲”，但不久他們就發現，所謂的“文藝工作者”再沒有一點自由發揮、自行發展的餘地。他們除了國家之外也再沒有另一個買方，政府就是他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買主，“顧客就是上帝”，他們的上帝就是政府，他們必須完全聽從自己所在單位的領導人。在文化創造與創新中排斥個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