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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唐風”中最早的詩當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時代；最晚的詩到晉獻公中期，時間跨度為 100餘年。
二、《詩經》中的“河東名物”
宋人王應麟認為：“格物之學，莫近於詩。”其實，孔子早就強調過《詩》的認識名物的價值，因為它有助於“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它可以作為“百科學書”教育學生，也可以讓後人瞭解先民的生存狀態。
“魏風”和“唐風”涉及到了很多河東名物。其中，樹及灌木有14種，如桑、桃、棘、檀等；糧食蔬菜有六種，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藥物有六種，如苦（菜）、苓等；動物有五種，如鶴、鼠等；衣物有八種，如葛履、角枕等。這些名物說明：一、河東文化是內陸文化。“魏風”和“唐風”中的詩很少敘寫水、魚之類，而多有樹木山林的描寫，說明河東具有“山文化”的特點。二、農業文明是河東文化的“支柱產業”。三、河東文化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
三、《詩經》中的“河東風情”
朱熹《詩集傳》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他又在《楚辭集註》中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風”是從先民心底流淌出來的歌，貼近性靈，貼近生活，貼近鄉俗。反映晉人生活的“魏風”和“唐風”雖然只有19首，但卻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河東風情。
<；一>；、縫衣歌
“魏風”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縫衣曲，寄託了縫衣女的無限惆悵。詩中言道，女方受凍，葛屨履霜，以其纖手為人縫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態。《朱傳》雲：“此詩疑即縫衣之女所作。”描寫了縫衣女工之辛勞，表達了“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憤。
<；二>；、採桑歌
在男耕女織的古代社會，養蠶採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內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風采的時機。“魏風”中的《十畝之間》就是一首採桑者之歌。歌中唱道：“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婦女採桑，且勞且歌，走上田野，其樂融融。在《汾沮洳》中，也有對婦女採桑的描寫，“彼汾一方，言採其桑”。透過對採桑的多方敘說，既表現了河東姐妹熱愛勞動、熱愛生活的傳統美德，又表現了她們走上田野，一展丰姿的喜悅心情。
<；三>；、伐木歌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漪”。“魏風”中的這首《伐檀》，是多麼悅耳的勞動節奏，多麼美妙的勞動場景，多麼歡快的伐木之歌。雖然接下來是憤憤的責問和冷峻的諷刺，但笑罵幾聲，以抒塊壘之後，又陶醉在了勞動的創造之中。這使我們聯想到了民間的那些樸實、風趣、調侃的“打夯歌”。可見，勞動和創造的歡樂是勞動者共有的品格。
此外，“唐風”中的《綢繆》是一篇戲弄新婚夫婦的歡歌，也是後世鬧新房歌曲的鼻祖；《（木大）杜》是一首反映流浪漢生活的“乞食者之歌”，類似後世乞食者口中的順口溜、唱快板之類；《葛生》是一首懷念丈夫的“悼亡之歌”，如同後世“小寡婦上墳”之類的民間小曲。總之，雖然時代久遠，語意隔膜，後人對“詩”篇的理解未免會有“郢書燕說”之嫌，但以河東人理解河東之詩，應該有一種地域文化的默契性。
四、《詩經》中的“河東精神”
春秋時代，吳國的公子札應聘魯國，當他聽到周樂中的魏歌時，嘆道：“美哉，（氵風）（氵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意思是說，魏的音樂輕飄浮泛，聲音雖大，但委婉曲折，因為魏地狹隘、迫促，其君褊急，其意不夠沉穩。當聽到唐歌時，公子札感嘆道：“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人帝堯的遺民，深受帝堯之美德的化育，故能有這樣深遠的憂思。可見，地方歌樂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麼，《詩經》中的“魏風”和“唐風”表現了河東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一>；、深廣的憂患意識
《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心之憂之，其誰知之。”“心之憂之，聊以行國。”“詩小序”釋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清人汪酲風釋雲：“魏小而逼於晉，又以下材當國，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憂而士憂之，忽而歌謠，忽而行國……其猶《離騷》之意也與？”故有人評述曰：“自《園有桃》詩人，而後屈靈均似之。”這是“知識階層”社會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