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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將軍兒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親則是個非黨的教授。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一柄錘鍊了忠誠、反叛和仇恨的劍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鑄成，劍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軀，離它飛舞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我也被鑄進了劍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識到我並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課之後，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兩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
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認真唸書的孩子，成績也好，老師同學，兩者都有讚譽，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學琴不成之後，籃球打得不錯，開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錯，沒有衣食之憂，只有一些陽光下的浪漫和感嘆，真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父母方面，以為他們都是當然的共產黨員，所以張老師的話不啻是晴天響雷。其實即使情形相同，換了別人也未必看得很重，當時迷亂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長的虛榮心。
當年的四中，成績最好的並不一定是幹部子弟。他們可以驕人的，無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議論不為外人所知的軍國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後騎回一輛出口或進口的腳踏車。尤其是週末的課後，班主任會當眾宣佈：幹部子弟同學留下開會。在其他同學紛紛退席時，他們會漫不經心地談笑坐下，以後又一臉莊嚴地走出教室。我在當時很羨慕他們，相比之下又自覺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這種在孩子們中間人為地製造隔閡的等級制度，無聊可笑，造成我長成後對四中的厭惡。它的害處也影響到這些幹部子弟，特別在他們家道變遷的時候。拋開這個不談，少年時的虛榮、膚淺本是常事，不為時代所限。等到年齡稍長，心智漸開，總會慢慢解脫，人也就成熟了，猶如拾到海灘上的空海螺，可供回憶然後一笑的。但在當時，我卻被過早地深深刺痛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青春回憶錄》第二章 降臨（6）
我的父母過去未同我談起這件事，造成我以為他們都是黨員的錯覺，本來很自然。一來我還小，二來也沒有遇到父母非要對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這位張老師稍解少兒心理，即使非講不可，本來也應該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卻沒有這樣做。
張老師是每天都見的，我記不住她眼鏡後面的眼睛。她從來不大笑，表情永遠同時透出兩重意思：責備和原諒。她的年齡不詳，說她三十五歲或五十五歲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習慣之一是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和人談話時開啟來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認為你錯了而你還想爭辯時給你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閉上了嘴。她幾乎不教課，是專職的班主任。我們對她的瞭解僅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火線入黨”，丈夫是軍隊裡挺大的官。
她對我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學習努力，成績也好。但是，不要驕傲。注意克服小資產階級動搖性。領導上還是信任你的。”
在那個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的委婉說法。說不要驕傲就是說你驕傲而她對你不滿意。說還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這一切，耳熟能詳。而我在她意味深長的微笑之前，甚至沒有想到爭辯，甚至沒有想到問一問事實究竟是怎樣，只是用力地點頭。羞愧把我揉得粉碎，從她的手指縫中沙一樣地流下來。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樣重獲她的信任，甚至對她最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沒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虛榮心甚至不止是虛榮心的什麼，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瘋長起來。張老師知道這個。
為這件事，張老師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親的談話顯然不愉快。她臨走說：那就這樣。母親淡淡地點了點頭。之後，母親平靜地對我說：“你爸爸希望成為共產黨員，他還不是，並不是錯誤，我們過去沒有同你說，因為你還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親雖感到形勢的震盪，仍然沒有對我吐露真情。她一貫的平靜和愛撫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說法仍然影子一樣拂之不去。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經繽紛的時候，母親卻突然把我叫到身邊。我不見父親已經很久。他曾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回來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興，買了鋼筆作禮物，又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勉勵的話。不久前，他和許多人一起去學習，住在一個地方叫做社會主義學院。母親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猶豫了一下說：“你去看看爸爸。把這個帶給他。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