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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為什麼事而感激我，他解釋說，在做了這件好事後現在他是多麼愉決，他相信，一切功勞都歸於我，而現在許多人告誡和宣傳做個別件把好事是絲毫沒有意義的，這是沒有道理的。我也想談得不得了。
“誰要是否定個別的‘善行’，”我開始說，“誰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視他個人的人格。但是組織‘社會的慈善事來夕和個人自由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同時又不互相排斥的問題。個別的善行將永遠存在，因為這是個人的需要，是一個人直接影響另一個人的有現實意義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個老人，是位‘將軍’，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國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獄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亞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將會有一個‘將軍老頭’去看望他們。他做自己的事認真和虔誠到了極點；他出現在哪裡，總要走遍每一排圍住他的流放犯，在每個人面前停下來。詳細詢問每個人的需求，他幾乎也不向誰進行說教，把他們大家稱為“親愛的”，他給他們錢，寄必需的用品……綁腿、裹腳布、麻布，有時帶些勸人為善的小冊子來，分給每個識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們會在路上讀這些書，而且識字的會念給不識字的聽。他很少詢問犯了什麼罪，如果罪犯自己開始講，他也就聽著。他對所有的罪犯都一視同仁，不加區別。他跟他們說話就像跟兄弟一樣，但是他們自己最後都把他看做父親，如果他發現哪個流放的女人手上抱著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對孩子愛撫一陣，用手指打幾個榧子逗他笑。多年來他就是這樣做的直至死去；後來整個俄羅斯、整個西伯利亞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個過去在西伯利亞呆過的人對我說，自己就是個見證人，那些最冥頑不化的罪犯也常回憶起將軍，其實呢，將軍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時，給每個兄弟的錢難得超過２０戈比的。確實，他們回憶起他並非那麼熾熱或者非常正經，有一個‘倒黴鬼’打死過１０個人，害過６個孩子，僅僅是為了得到一種滿足（據說是有這樣的人），突然什麼時候，也許整整２０年裡也就這麼一回，他忽然無緣無故會發出一聲長嘆並且說。‘現在將軍老頭怎麼樣了，還在不在世？’說這話時，也許還會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麼知道， 他二十年未忘懷的這位將軍老頭，在他心中永遠播下了一顆什麼種子、您又怎麼知道，巴赫穆托夫，一個人親近另一個人，這對被親近的人的命運會有什麼樣的意義？……要知道這時有整個人生和多得不計其數的我們所不知道的岔道，最優秀的棋手，他們中最機智的也只能預料後面幾步棋；一位能頂上士步棋的法國棋手，已被當作神奇的事而大寫特寫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們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當您撒下您的種子，當您撒下您的‘善行’、無論哪種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獻了您的一部分個性，同時也接收了別人的一部分個性；你們彼此互相瞭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經得到知識、最意外的發現作為補償。最後，您一定會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門科學，它將會把您的整個生命都吸引住，還能充實整個生命。從另一方面來說，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許已經被您遺忘的種子，將會得到體現和發育成長；從您那裡有所獲的人將會把它們傳遞給別的人。您怎麼知道，您將怎樣參與未來決定人類的命運？如果知識和這項工作的整個生命力最後將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種於、能給世界留下偉大的思想作遺產，那麼……”諸如此類的話，我當時說了許多。
“可是與此同時倒想想，你卻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責備著向什麼人嚷道。
那時我們站在橋上，胳膊時撐在欄杆上，望著涅瓦河。
“您知道嗎，我想到什麼了？”我更向欄杆俯下身去，說。
“難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幾乎驚恐地嚷了起來。也許，他在我的臉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暫時還只是下面這樣一種想法，現在我還剩兩三個月可活，也許是四個月；但是，比方說，一共還有兩個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這需要工作、奔走和張羅，就像我們的醫生那樣的事，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我剩下的時間不夠，只能放棄做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點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這麼強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話）。您一定認為，這是個可笑的想法！”
可憐的巴赫舟托夫非常為我憂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門口，而且非常知趣，沒有說一次安慰話，幾乎一直沉默著。跟我告別的時候，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請求允許他來看望我。我回答他說，如果他是作為“安慰者”到我這兒來（因為即使他沉默不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