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以後有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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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人羅貫中所著。全書自東漢末年黨錮之亂、桃園結義開始，到孫皓受降、三國歸晉結束，共一百二十回。書中描寫了我國漢未至魏晉階段，即俗稱三國時代的重大歷史變革以及這個變革時代的典型歷史人物間激烈衝突及宏大戰爭場面。全書一氣呵成扣人心絃，有史而不形式於記錄，有文而能融會於史實，令人歎為觀止。

金聖嘆曾言：“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義三國者；又為古今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為傳；其手又較庸；故迥不得與三國並也”　作為“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長篇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就是這樣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史詩性鉅著。

小說是以人物描寫為中心的敘事性文學；人，首先是社會人，其次才是個自然人。作為社會中的人，其心靈世界必然受到外界影響，是無比豐富複雜的，是不可能單一色調的。高爾基曾指出：“人們是形形色色的”。因此一部小說是否成功，除了選材、結構等因素外，能否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刻畫出鮮明的人物性格，就成了衡量一部小說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標準。

《三國演義》全書中刻畫過的人物很多，可說成百上千，即使只論及重要人物，也有數十之眾，通常這樣的小說很難保證故事主線緊湊及人物描寫都能生動到位。但在《三國演義中》，譬如人主有如曹操、劉備、孫堅、孫策、孫權、曹丕、劉禪、孫皓、袁紹、司馬昭等為君主而形象迥異者；謀臣有如諸葛亮、司馬懿、郭嘉、周瑜、龐統、荀彧、徐庶、陸遜、賈詡、程昱、陳宮、田豐、姜維等為謀臣而形象迥異者；武將者有如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呂布、典韋、許褚、張遼、于禁、甘寧、太史慈等為勇將而形象迥異者；林林種種，不勝列舉。而這許多的人物刻畫上竟然感覺不到重複，每個人的名字都是那麼鮮活，那麼的富有生命。究竟《三國演義》有什麼魔力，怎樣才能做到這一步？

只有憑藉《三國演義》中“忠奸分明”的形象描寫才能形成這樣獨特的藝術奇觀，憑藉著忠奸衝突的自然發展，才能塑造出《三國演義》鮮明的人物形象。魯迅先生在談到《三國演義》中人物塑造時曾說：“寫的好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對此似乎頗為不齒。然而事實上，正是藝術的純粹“忠奸觀”產生了旗幟鮮明的正邪對抗，刺激了讀者的神經，也造成了人物間鮮明特點的形成。也只有取捨的利用“忠奸分明”的大旗再進行藝術再加工，“有一忠必有一奸，有一賢必有一愚”，才能夠成功塑造出如《三國演義》般獨特的人物形象群體，而又能不違背“三分虛構、七分史實”的歷史文學初衷。下面將結合三國演義中的典型人物來加以分析。

一、奸雄與仁君——曹操與劉備

蜀漢昭烈帝劉備在《三國演義》中無疑是個典型的明君形象，在歷史上也被認為堪與劉邦、劉秀比肩而立。可至於魏王曹操，不只在演義中，戲劇裡，乃至中國歷史上他就是一直存在爭議的人物，千年來不得安寧——幾乎成為了“奸”的代名詞。

歷來非難曹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二：一是如京劇戲文中陳宮所唱的“呂伯奢與你父相交不假；　為什麼起疑心殺他的全家；　一家人被你殺也就該罷；　出莊來殺老丈是何根芽？”，而後曹操說出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曹操好殺人，而且是濫殺無辜。二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花招。

“挾天子以令諸侯”屬於政治行為，在歷史上也說法不一，很難講清楚對錯。但《三國演義》中所記載的曹操好殺人卻觸及到做人的底線，不由得不引人唾棄。然而，歷史上真的如此嗎？首先，就文獻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曹操“殺呂伯奢全家”描述的史料有三部。分別在《魏書》、《世說新語》和《雜記》中。

其中《世語新說》是這樣記載的“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王沈《魏書》中言道：“太祖以卓終必*，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孫盛的《雜記》中則是說“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但奇怪的是，這三部文獻的作者出身或多或少都和晉朝有關；而在蜀國降臣陳壽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卻不見記錄。按常理說陳壽是蜀國降臣，不久即入西晉為官，記錄前朝事情更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