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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軍：試析長篇小說《紅玉菲》的內在蘊涵（1）
引 言
湖北土家族作家羊角巖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以龐大筆觸抒寫反映鄂西清江民族風情的鄉土詩集《鄂西倒影》（他寫詩時使用的筆名是其本名劉小平），2000年榮獲“湖北文學獎”，隨後湖北電視臺根據其詩作拍攝的詩歌藝術片《清江倒影》獲第六屆湖北省“五個一工程獎”。清江土家文化情結是其詩歌的起點，《繡鞋墊》、《鷺鷥》、《臘月》、《儺戲》、《下里巴人》、《女兒會》等一批簡潔、凝練、充滿濃郁鄉土情結的作品，為其建構了一個地域文化的高地和根據地。2004年後，他開始轉向小說創作。2007年12月號《民族文學》雜誌上他開始以“羊角巖”為筆名發表了小說處女作《一滴水消失於清江》（中篇小說），旋即長江文藝出版社於2008年7月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紅玉菲》。《紅玉菲》總約30萬字，於2006年10月動筆，12月初完成初稿，其後得到武漢大學著名文學理論家於可訓教授、三峽大學羅義華博士精心指導，七易其稿。該著講述的是鄂西南清江中下游“鹽陽村”農家子弟田浩祿高中畢業返鄉勞動，參加高考被“政審”卡住進不了大學門檻，進縣製藥廠當臨時工因解決不了“農轉非”而長期飽受歧視、排擠甚至被陷害淪為階下囚，卻最終不放棄做人良知與追求理想，由一名打工仔成長為知名企業家的故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詹曉厚在《中國民族報》上評論：《紅玉菲》的主人公田浩祿30年掙扎的創業史就是清江邊土家兒女在當代的奮鬥史，也是整個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命運的一個縮影＇1＇；於可訓教授認為“《紅玉菲》是一部反映當代青年的奮鬥史和成長史的小說。田浩祿的經歷，在當今中國，尤其是對正在奮鬥中的農村青年來說，有較廣泛的代表性”＇2＇。那麼這部羊角巖從詩歌到小說的“轉型之作”到底有什麼獨特的文化蘊涵和小說學價值呢？
一、歷史審視，反思當代歲月滄桑
《紅玉菲》獨特的表面結構是以三個女性覃怡紅（紅）、嚮明玉（玉）、鄭菲菲（菲）名字結構佈局，貫穿於男主人公田浩祿的成長史和奮鬥史，其實在其背後還有一個隱性結構佈局，即以歲月變遷來影射時代的滄桑風雲。在這裡，作者採用了“戶口”、“政審”等特定時代無可懷疑的社會歷史符碼來綰結。其中社會鉅變及主流意識形態對人物命運的影響尤為巨大，對一個青年理想的傷害也最深。
田宏偉（國民黨逃兵）的早死，讓田浩祿家孤兒寡母成為鹽陽最窮的人家，其大爹田宏發去臺後的“海外敵特關係”，更使其在高考政審時儘管以高分322分（夷水區第二）而無緣大學門檻，及至在衝出鹽陽後的製藥廠招工考試中又一次以這個理由被拿下，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戰爭文化心理）對社會的控制可見一斑；“文革”初期，馬必貴是鹽陽的土皇帝，靠造反起家，把鹽陽村的女人們視為可以隨便佔有的“便宜”，田浩祿與馬必貴的恩怨本質上就是暴力和反暴力鬥爭的結果，甚至包括嚮明玉的香消玉隕也不能不說與這件事有關。從文化上講正如王富仁在《中國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中所指出的那樣，“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權的領導者，他將以自己為核心重新組織起一個新的未莊等級結構”＇3＇。巴山縣製藥廠的胡周銀（胡謅）、慕容聰（貪戀榮華富貴，為人陰險精明）、李和平（外和平內則精通官場手段）等也可視作這個文化系列現象，他們是後文革改革開放形勢下，經濟和政治體制雙重結合下官僚新貴和貪腐的典型。作者借製藥廠職工的口聲巧妙地表達了群眾的憤懣：“像胡周銀這樣的人，連一個製藥廠都管不好，而且舉報信都堆成了山，偏偏他是官運亨通，居然當上副縣長了。”
周建軍：試析長篇小說《紅玉菲》的內在蘊涵（2）
藥廠小社會，實則是大千世界的縮影。小說在關注人事浮沉的同時，以獨特的洞見，寫出了官場人物的心理和文化。田浩祿因為拒絕做假證以協助胡周銀奪取藥廠廠長大權，被誣稱為“喂不飽的狗”，捲入一場無法避免的旋渦，繼而妻死子亡，連頂職的機會也被人捷足先登，不得已到銷售部換一番天地。而範勇在得知細節後，也曾自責，因為當時見田與胡表面上走得近，他並沒有積極幫田解決“戶口”問題。作者借敘事主人公的心理把官場文化的內幕做了揭蔽：“領導們之間，表面上一團和氣，平時都是笑嘻嘻的，背地裡卻在使暗勁兒，鉤心鬥角，拳打腳踢。”確實，官場文化是具有輻射感染力的，這一大醬缸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