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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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薩根的發言最出色——對核凍結的理由進行了4分鐘的說明——但他的發言裡仍然至少有兩點值得商榷，而且很明顯他自己也沒有作過仔細的論證。沒有人願意從自己有限的幾分鐘裡抽出時間來談論別人的觀點。在科佩爾先生這一方，怎樣讓“討論秀”繼續下去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雖然有時他會順著思路就他聽到的論點作些評論，但他更關心的還是分配給每個人應有的時間。 但是，使節目顯得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並不僅僅是時間的限制。在電視節目進行過程中，是不允許說“讓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剛才說……是什麼意思”或“你的這些資訊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這樣的話語不僅減慢了電視節目的節奏，而且還造成一種不確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這樣的問題暴露了說話者的思考過程，這在電視上出現會像在拉斯維加斯的舞臺上出現一樣令人尷尬和乏味。思考無法在電視上得到很好的表現，這一點電視導演們很久以前就發現了。在思考過程中，觀眾沒有東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藝術，而電視需要的是表演藝術。美國廣播公司展示給我們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語言駕馭能力和政治見解的人現在屈服於電視媒介，是致力於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達他們的思想。這就說明了為什麼這80分鐘的討論節目非常具有娛樂性，就像塞繆爾·貝克特【愛爾蘭戲劇家和小說家，荒誕派戲劇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劇本為《等待戈多》，196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譯註】的戲劇一樣：　主題是嚴肅的，而意義是無法理解的。當然，他們的表演是非常專業的。薩根放棄了在做另一檔節目中穿過的圓領套衫，他甚至還特意為出席這個節目修剪了頭髮。他在節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個地球說話的理性的科學家，保羅·紐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懷疑，也許里奧納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羅夫特將軍非常得體地表現出軍人的氣質——說話簡潔乾脆，態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國家安全捍衛者的模樣。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在這裡扮演著一個對國際事務無所不知的政治家，時時擔負著阻止災難的責任。科佩爾的主持人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觀點，實際上他只是在導演一場表演。最後，大家為這些表演鼓掌，這也是一個好的電視節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說，它需要的是掌聲，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絕對地說電視不能用來表現清晰的語言和思考過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節目《火線》中，有時會表現正在思考的人，當然這時攝像機的鏡頭一定是正好對準他們的。還有其他一些節目，如《記者訪談》或《自由心靈》，它們顯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術傳統，但這些節目從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視覺*的節目搶時間，因為如果那樣，它們就沒有人看了。歸根結底，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一種媒介的表現形式可以和這種媒介本身的傾向相對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個很受歡迎的廣播節目，節目的主角是一個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我不止一次在“梅傑·鮑斯的愛好者時間”裡聽到踢踏舞演員的舞步聲。（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個節目有一次還請來過一個啞劇演員。）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啞劇都無法在廣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現，就像複雜的談話節目不適合電視一樣。這些節目只有在透過攝像機始終顯示影象的情況下才可以勉強被接受——就像總統發表演講一樣。但這不是電視的最佳狀態，也不是人們想要看的電視。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這就是為什麼它的名字叫“電視”的原因所在。人們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圖片，稍縱即逝然而斑斕奪目。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電影、唱片和廣播（現在已經成為音樂行業的附屬品）都以娛樂為目的，它們在改變美國話語風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電視和它們不同，因為電視包容了話語的所有形式。沒有人會為了瞭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學發現而去電影院，沒有人會為了瞭解棒球賽的比分或天氣情況或最近發生的謀殺案而去買唱片，沒有人會為了聽肥皂劇或總統演講而開啟收音機（如果他的手頭還有一臺電視機的話）。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切，甚至更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電視對於文化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力。電視是我們文化中存在的、瞭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於是——這是關鍵之處——電視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徵，在電視下這種象徵仍然統治著一切。就像印刷術曾經控制政治、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