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

第20部分 (第3/4頁)

括教皇保羅四世，他在位期間，制訂了第一個教廷禁書目錄。大衛·里斯曼說過，在印刷術的世界裡，資訊是思想的火藥，所以審查者們才需要穿著肅穆的長袍來熄滅點燃的炸藥。 奧威爾的兩項預見——（1）　政府控制和（2）　印刷材料對西方*國家形成嚴重威脅——現在看來都錯了。奧威爾實際上探討的是一個存在於印刷時代的問題，這也是美國憲法起草者們探討過的問題。在美國憲法制定之初，大多數自由人都是透過傳單、報紙或口頭語言接觸社會。他們以自己能夠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語境中交流著彼此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最大的擔憂是可能存在的政府專制。《權力法案》規定政府不得限制資訊和民眾意見的流動。但是建國者們沒有預見到政府的專制可能被另外一種問題所取代，也就是說，公司國家【公司國家（corrorate　state）：　源出1970年美國查爾斯·A。賴克（Charles　A。　Reich）所作的《綠化美國》，認為國家是一臺巨大的機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並置人的價值觀於不顧。——譯註】透過電視控制了美國公眾話語的流動。我對此毫無異議（至少是在這裡），我也不想對公司國家有什麼怨言。我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憂慮，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學院的院長喬治·格布納寫下列這段話一樣： 電視是私營文化部（三大廣播公司）經營的一種新的國家宗教，它們為所有民眾開設統一的課程，它們靠的是隱蔽的稅收。電視機開著你就要付錢，不管你是在看書，還是在看電視，也不管你想不想看……【①　引自1982年4月26日紐約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媒體生態學會議上的講話。要了解格布納院長的全部觀點，參見《電視：　新的國家宗教》，第145—150頁。】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納寫道： 自由不是靠關掉電視實現的。電視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東西。我們生活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不會關掉電視的世界裡。如果我們不直接從電視得到某種資訊，我們也會透過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認為格布納教授這裡想要說的是，那些運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們的符號世界。我甚至懷疑，他也會認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學院接管三大廣播公司，觀眾們也不會發現這其中的差別。我相信他要說的是——我確實相信——在電視時代裡，我們的資訊環境和1783年的資訊環境完全不同；我們要擔心的是電視資訊的過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國家美國傳播的資訊面前，我們根本無力保護自己；所以這場為自由而戰的戰鬥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陣地上進行。 我斗膽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有些書被禁止進入學校圖書館或用於教學，傳統的自由論者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現在看來他們的反對是無關緊要的。當然，這樣的禁書行為讓人反感，確實應該遭到反對。但這確實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說是掩人耳目，因為它干擾了自由論者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暇面對那些和新技術有關的問題。簡單地說，學生的閱讀自由並沒有因為長島或阿納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書被禁而受到損害，而是像格布納所說的，電視在損害了學生的閱讀自由之後，卻仍然擺出一副無辜的樣子。電視不是禁止書籍，而是要取代書籍。 同禁書制度的鬥爭主要是在19世紀，但真正取得勝利卻是在20世紀。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由電視的經濟和象徵結構造成的。那些經營電視的人從來沒有限制我們獲得資訊，而是不斷擴大我們獲得資訊的途徑。我們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資訊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資訊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資訊被包裝成為娛樂。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 各種各樣的專制者們都深諳透過提供給民眾娛樂來安撫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民眾會忽視那些不能帶給他們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還是常常要依靠審查制度，而且現在還在這樣做。專制者們認為民眾清楚地知道嚴肅話語和娛樂之間的差別，並且會在意這種差別，因而審查制度就是他們對付某些嚴肅話語的方法。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話語都採用了娛樂的形式，審查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過去的國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這一點，會感到多麼高興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赫胥黎的警告（1）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我們無需別人提醒就能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