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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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變化，路易斯·芒福德寫道：“印刷書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們從現時現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鉛字比實際發生的事實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於鉛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將漸漸地成為虛無。所謂學習就是書本的學習。”2）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推斷，在殖民者們看來，年輕人的學習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同時也是智力開發的一條必要途徑。（他們的故鄉——英國，就是一個學校之國。1660年以前，英國有444所學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學校。3）很明顯，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學校教育是分不開的。在學校教育還沒有普及的地方（如羅德島）或學校法規還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漢普希爾），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緩慢得多。

最後一點，這些身處異鄉的英國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書，甚至不需要培養自己的作家。他們從自己的故國原封不動地搬來高深的文學傳統。1736年，書商們大事宣傳《旁觀者》、《閒談者》和斯梯爾的《衛報》。1738年出現了關於洛克《人類理解論》、蒲柏《荷馬史詩》、斯威夫特《一隻澡盆的故事》和德萊頓《寓言》的廣告。4耶魯大學校長德懷特曾精闢地描寫過當時美洲的情況：

幾乎每一種型別、每一種題材的書都已經有人為我們寫就。在這方面我們是得天獨厚的，因為我們和大英帝國的人說著同一種語言，而且大多數時候能與他們和平相處。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長期為我們帶來大量的書籍，藝術類、科學類以及文學類的書籍，這些書大大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1

這種情形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沒出現文化貴族。閱讀從來沒有被視為上等人的活動，印刷品廣泛傳播在各類人群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丹尼爾·布林斯廷這樣寫道：“閱讀蔚然成風。四處都是閱讀的中心，因為壓根就沒有中心。每個人都能直接瞭解印刷品的內容，每個人都能說同一種語言。閱讀是這個忙碌、流動、公開的社會的必然產物。”2到1772年的時候，雅各布·杜謝已經可以做出這樣的評論：“特拉華河畔最窮苦的勞工也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學者一樣發表對宗教或政治的看法……這就是當時人們對於各類書籍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幾乎每個人都在閱讀。”3

第三章　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3）

在這樣一個閱讀蔚然成風的地方，托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識》能在當年3月之前賣掉10萬冊，也就不足為奇了4。如果是在1985年，那麼一本書必須賣掉800萬冊（兩個月之內）才能比得上當時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們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況，霍華德·法斯特為我們提供了一組更讓人歎服的數字：“沒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冊，最保守的數字是30萬冊，也有人說是50萬冊。如果說當時300萬人口需要印刷40萬冊書，那麼今天的一本書需要賣掉2400萬冊才能比得上。”5在今天的美國，唯一能吸引這麼多人注意力的傳媒活動大概只有美國橄欖球超級盃賽了。

在這裡，我們應該稍稍停頓一下，來談談托馬斯·潘恩，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個時代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別想提出的一點是，雖然他出身低微，但他從來沒有像莎士比亞一樣被人質疑過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確實，我們對潘恩生平的瞭解要多於莎士比亞（雖然對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們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規教育遠不如莎士比亞。在來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儘管有這樣的不利條件，但是他的關於政治哲學和辯證法的著作觀點明確，生命力經久不衰，絲毫不輸（數量上也許不如）伏爾泰、羅素和包括柏克在內的同時代英國哲學家。但是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樣一個來自英國窮人階級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胸衣製造商怎麼可能寫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時候，潘恩的教育背景會成為其敵人的攻擊目標（他本人也因為這個缺陷而感到自卑），但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樣強有力的文章會出自一個普通人。

我們也應該提一下，潘恩影響力最大的這本書的全名是《常識——一個英國人所著》。這個副標題很重要，因為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時代的美洲人沒有寫過什麼書，關於這一點，富蘭克林解釋說是因為美洲人忙於其他事情。也許是這樣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並沒有影響他們利用印刷機，甚至是為了根本不是他們自己寫的書而利用印刷機。美洲的第一臺印刷機誕生在1638年，屬於當時只有兩年曆史的哈佛大學。1之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