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第15部分 (第3/4頁)

不來。如果是我罵的，不知“其詞若有憾，其實乃心喜之”也！報上看見諸兄弘謨，不知清華修得此？嶺表孤臣，不盡傾慕！

我們（你們都在內，北平話‘咱們的’inclusive）的研究所，以我暑假在此之拼命，經費、裝置、接洽工作等，俱有成就了。北平未去，實不敢去也。怕得自己未組織好，辛辛苦苦的為人吞了也。如果人是肯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大小小滿著，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實為事業怕耳！幸元任、寅恪、半農，皆亟欲晤者，均於此快晤之矣！【40】

此時，楊振聲因感到與傅的性格和顧頡剛的做學問理念有異，同時又覺得兩姑之間難為婦，已棄廣州到清華任教。傅信中“其詞若有憾”，顯然是有道歉之意，二人後來一直作為朋友相處。但後面所說的怕“為人吞了”，當是指顧頡剛無疑。所謂“滿著”等語，自然包括顧給胡適密信中所說的要在北平辦所之隱情，可見傅對顧的忌恨之心一直縈繞於心頭。既然雙方都有了如此之異心，只有分道揚鑣的結局。顧決定退出史語所，把挑子扔給傅斯年。當中研院史語所正式宣告成立時，顧頡剛沒有出席成立大會。這次事件，宣告了傅、顧之間同窗之誼與十幾年密友關係的破裂。

1929年2月，顧頡剛趁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機，攜眷悄然離開廣州返回北平。同年7月28日，顧分別致信戴、朱二人，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謂：“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為低，但是我本不計較這些，我所計較者只在生活上安靜與學問進步。燕大既在北平鄉間，甚為僻靜，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時功課，不擔任事務，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計劃，將應讀的書讀著，應研究的學問研究者。我無所愛於燕京大學，我所愛的是自己的學業。”【41】同年9月，顧終於應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歷史系教授、國學研究所導師及學術會議委員。10月31日，顧頡剛致書中山大學文史兩系同學，表達其戀戀不捨之情。同時對廣東人“有信仰、肯幹、肯吃苦”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讚揚，認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情的基本條件，而不幸長江黃河兩流域的人都缺少了它，使得具有這種精神的我在這敷衍因循的社會中成了一個特殊的人，旁人都笑我，而我則以之自傲。但到了廣東以後，我就覺得此道不孤，我明白廣東人的勢力所以遠被的緣故，我祝頌廣東能成為將來的文化中心。”信中，顧頡剛對自己離開廣東另擇燕大作了誠摯的解釋：“這個學校固然是教會立的，但因設在北平，吸著文化中心的空氣，故思想比較自由。他們與哈佛大學合辦的國學研究所，經費更為穩固。又有前輩先生主持，用不著我去擔負事務的責任。”【42】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後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再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再度暴跳起來，並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後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43】

顧頡剛出走後，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羅人才，並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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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秘（1）

當傅斯年敏銳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時候，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只有陳寅恪獨木苦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

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雲祥正式宣佈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幹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仁稱讚，向來木訥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謂，正合他早年關於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44】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後的清華與全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