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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痛了,也不想嘔吐了!
站在一旁的空姐們見狀很驚喜,馬上奔走相告,視為奇蹟!她們和機長為患者折騰了幾小時,白水、烈酒、胃藥以及所有急救措施都用上了,始終無效,而我的治療總共才十幾分鍾,而且只用了三根針。大家一邊議論,一邊想問老人是不是要喝水,哪知老人已經安然入睡。大家的心更踏實了。我卻忙開了,空姐們紛紛輪流來找我看病。她們由於職業關係,大多患有失眠、腰背痛和婦科病,有幾位還找中醫治療過。
大約一個多小時以後,病人醒來告知,感覺很好,噁心、疼痛等症狀已經全部消失,機組人員就更放心了。老人繼續安睡,我才回座。飛機抵達多倫多後,上來一組帶著輪椅和各種儀器的急救人員。我走出機艙前,老人已經神態自若,滿面笑容,不斷揮手跟我感謝、道別。
在北美期間,已有不少加拿大航空的人預約到北京來找我看病。我抵京次日上午就治療了一位加拿大航空的空姐。從她那裡我才知道,那天機長見病人生命垂危,準備在阿拉斯加的機場降落。她感慨地說:“你成了我們機組最後的‘救命稻草’。”又過了幾天,我收到了加拿大航空公司首席醫療官貝克里斯的信,他對我為加拿大航空機組和全體乘客的及時幫助表示由衷的感謝,並代表公司贈送了我一個表達心意的禮物:一萬公里的會員里程。
35、全球中醫藥大會
2008年10月10日,我到達舊金山與劉教授、喬大夫會合,次日便參加在矽谷舉行的“中醫藥全球大會”。來自北美、南美、歐洲、非洲、亞洲等各地的中醫人士都有。中國大陸的除了我們三人,還有來自天津、廣州的代表。我們這個團有四人,其中劉教授是官方中醫的傳人,劉公子劉鵬在國內學中醫五年,又在日本學藥物七年,也是科班出生,喬大夫是三代家傳的民間大夫,我在他們面前只能算箇中醫愛好者,在這種場合我只有虛心學習的份。
從發言內容和與會者職業可以看出,海外中醫基本上以非藥物為主,尤其是針灸,極少用藥,因為各國對藥的管制更嚴。其實中醫本身的特點是非藥物治療與藥物治療並舉,但非藥物治療更自然簡便,在秦漢以前的古代,非藥物治療一直是中醫主流,《黃帝內經》就以談論經絡、氣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只用極少篇幅談論藥。可見真正治病,能不用藥更好,哪怕是中藥。藥只能是非藥物治療之後的輔助療法。這本應成為人類醫學發展的方向。
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中醫更容易,因為其醫療需求迫切,經濟水平低,受西醫影響少,對價廉物美的中醫外治格外青睞。我的判斷在這次大會上得到證實。比如,來自莫三比克的中醫江大夫就因針灸技術高明,當上莫三比克總統的保健醫生。他曾是中國援助非洲醫療組的成員,本來早應回國,後來被總統挽留擔任其保健醫生,上屆總統卸任後,本屆總統仍然留他當保健養生。總統讓中醫當御醫,原因再簡單不過,就是中醫外治療效好、便宜,而且沒副作用,許多西醫治不好的病卻被中醫外治法輕而取下。
中國有龐大的援助非洲基金,若將其一小部分用於弘揚中醫,也必功在千秋!來自南美的彭大夫在智利行醫多年,由於中醫療效顯著,他聲名遠揚,他的病人也多為當地政商界要人。如果他能得到中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的支援,將中醫教學和醫院搬到當地,就如同基督教在中國辦學校和醫院一樣,那將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互補。其區別在於,中華文化進入海外,絕不像西方列強那樣靠炮艦開路,而是以道、以德服人。所謂身國共治,蓋因中醫有道。
會議期間,各路專家宣講報告,包括耳針、針灸、正骨等等。但實際操作最有吸引力的是我們代表團,因為喬大夫不善講理論,剛講幾句就說:“我最擅長的是臨床治療,凡是有頸椎、腰椎痛的人可主動報名上臺治療。”當即有許多人舉手,於是我眼前再現了我在民間中醫大會上看到的那一幕:喬隨便叫了一個患者上來,治療時大家紛紛從觀眾席上圍攏,近距離觀看、拍攝,很快病人症狀解除,患者和觀者皆興奮不已。患者再一個接一個上來,患頸椎、腰椎病的都有,病症很快解除或減緩。很多人批評中醫沒有西醫那樣的統一標準,其實這正是中醫的優勢。中醫雖道法自然,但法無定法。我見過不只一個像喬這樣手到病除的大夫,但他們的手法都不相同。喬的正骨法、針法都很猛,正骨過程往往如柔道搏擊,下針時常常三針並在一起扎,所以其手法一般人不易學會,藝高膽大之人方可為之。
劉教授既是治療疑難雜症的高手,也是養生專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