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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到醫院（2）
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國婦女卻沒有從昂貴的醫療費中受益。在公元1915年到公元1930年期間，雖然醫院分娩的數量劇增，但產婦的死亡率卻並沒有下降。相反的，嬰兒的死亡率還增加了。大部分產婦承認她們在醫院得到了符合標準的治療和護理。她們被推進產房，然後上半身被扶起，兩腳用皮帶固定住，如果有些產婦控制不住自己，她們的胳膊和腿也會被綁住。當然醫生也會給她們注射止痛劑。常常使用藥物加速宮縮。醫生常常用到產鉗，為了助產，醫生們也常實施外陰切開手術。根據調查可以發現，醫生和其他助產人員常常沒必要地介入到分娩過程中，同時對衛生條件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為了控制不斷增加的死亡率，大約從公元1930年開始，醫務工作人員受到了主管部門嚴格的監督。在那以後，無菌技術也開始得到應用，這些新規定使產婦們受益，死亡率也驟減。
自然分娩運動（1）
在英國，分娩過程中對助產手段和鎮痛劑的大量使用使得分娩過程還是得由醫院來完成，因此大多數的分娩是在醫院進行的。隨著剖腹產手術的不斷進步和許多其他的婦產科助產技術的提高，在公元20世紀末，對於婦女們來說，分娩後能夠得到一個健康的孩子已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她們還希望自己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孩子。消除對婦女身體的禁忌和加強對性知識的教育減輕了許多婦女們對生育的不安。直到這時，還有些母親由於自己的無知，直到分娩時才知道孩子是從哪裡出生的。在婦產科專家格蘭特里·迪克瑞德公元1942年出版的《無畏分娩》一書中，一位婦女回憶到她第一次分娩時的痛苦：
“就在那最後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孩子是從哪裡出生的，這讓我很震驚。我以前對此一無所知，我都不知道那時在想什麼，但突然間我知道了這個孩子必須從那裡出來，我知道……，噢！我太吃驚了，也太害怕了。我就說：‘求你了，你能不讓他出來嗎？我不在乎有多痛，我能忍得了痛，但求你別讓他出來好嗎？’”
歷史上第一次，分娩不必一定意味著令人難忍的痛苦和可能出現感染和死亡。除了書中的夫人以外，許多婦女都開始覺得當她們分娩時，有些東西在莫名地消失，醫療水平的提高使得分娩——這一生命中極其特別的時刻成為一段雖安全但卻平淡無奇的經歷。
格蘭特里·迪克瑞德是早期提倡安全又有意義的分娩的先鋒之一。在公元20世紀40年代，他跟訪一位在倫敦分娩的婦女，他開始調查研究醫院為產婦所提供的一系列護理方案，那位產婦在她分娩時沒有感到疼痛，所以她拒絕了提供給她的氯仿劑。她曾告訴過迪克瑞德：“這根本不疼，它本不應該疼，不是嗎，醫生？”
這件事讓他開始相信，婦女在分娩時感到劇痛無比是因為她們自身的恐懼與壓力而非來自生孩子本身。他覺得，如果婦女們能夠對分娩過程有很好的瞭解，而不是一味地被告知在分娩時只有劇痛在等著她們，那麼她們很可能減輕所有的痛苦。國家生育基金會在公元1956年成立，致力於向人們推廣這種意識；“讓更多的人瞭解這點”。
從這時起，婦女們開始思考她們以前分娩的狀況。許多人後悔因為被注射麻醉劑而使分娩過程在她們腦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有些人只記得一個勁兒地抱著已經被醫護人員清洗乾淨、撲了粉穿好衣服的孩子的一幕。至此，對分娩過程主動權的探求開始了。
在美國，隨著法國婦產科醫生菲德那德·拉梅茲的《無痛分娩》一書的出版，這種變化開始了。他對公元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在俄羅斯使用的古老民間做法做了研究，精神心理預防是一種讓病人精力集中、處於放鬆狀態的療法。這種療法顯然對減輕痛苦很有效。他還在眾所周知的“拉梅茲療法”中加入了“快速淺呼吸療法”，這一療法在一位旅法美籍女作家所著的書《感謝拉梅茲醫生》出版後，在美國很受歡迎。當她分娩時，因受益於這一療法而心存感激，所以寫了這本書。這一做法不但讓婦女們在分娩時擁有了主動權，還給了她們自信，因為她們覺得這些原理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的。自從醫生掌控分娩過程的主動權以來，婦女們第一次開始把她們自己看做分娩過程中主動的參與者。
在公元20世紀60年代，其他的分娩思想開始出現在新思潮的變遷中。法國的醫生弗萊德瑞克·勒鮑耶爾將注意力由產婦轉向了嬰兒。他覺得出生對於嬰兒來說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嬰兒們出生時痛苦的表情和
